我是城南游泳馆的员工，在这地方干了八年，身上的消毒水味儿比香水还稳。游泳馆不大，老式的蓝白瓷砖，屋顶开着几扇半空的天窗，风吹进来的时候，水面就皱一阵。夏天这里挤满了学游泳的孩子，水花扑腾得跟下饺子似的，可到了冬天就冷清下来，常来的就那几张熟面孔。其中有一拨人，雷打不动地天天来——不是教练，也不是运动员，是几个中年女人。她们不像年轻人那样扎堆拍照发朋友圈，也不像老太太那样泡在热水池里聊天，就是闷头下水，游够钟点就走。起初我以为她们是铁了心养生，后来慢慢咂摸出滋味：天天泡在馆里的中年女人，心里各有各的小心思。

先说说张红梅。她是城南小学的语文老师，四十六岁，戴一副旧眼镜，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每天早上馆里一开门，她就拎着那个褪了色的蓝布袋子进来，换好泳衣，先在池边做五分钟拉伸，然后“扑通”下水，自由泳一来回，蛙泳一来回，就这么来回倒腾，整整一个小时，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她游的时候表情特别专注，像上课板书那么认真。可有时候游着游着，会突然慢下来，扶着池壁站在水里，仰头看着天窗的光，一动不动。有几次我帮她捡掉落的毛巾，看见她眼角有泪痕，但她一见我来就赶紧低头擦掉。后来熟了她才告诉我，她家里有个八十三岁的婆婆，得了老年痴呆，白天夜里都闹腾，谁都不认，就认她一个人。她丈夫在深圳打工，一年回来两趟，说是挣钱养家，其实也躲清静。照顾婆婆的活儿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她每天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给婆婆穿衣洗脸喂饭，把门锁好，然后跑步赶到游泳馆，就为了在水里这一小时。她说：“水底下安静，谁也找不到我。”可她又觉得不孝，觉得自己是躲懒，把病人一个人关在家里。所以那一小时她游得特别用力，好像要把自己累到没力气去想那些事才心安。

下午两点来的是李芳。她比张红梅年轻，三十九岁，在超市生鲜区上班，专门管称秤。她有点胖，穿一件旧黑色连体泳衣，腰边的肉被勒出一道红印，她也不在乎。她游泳的姿势是真的难看，像蛤蟆一样手脚乱扑腾，换气也换不对，常常呛水。但她特别拼命，每次都把自己游得脸通红，池边溅起一圈水花。有回我在更衣室门口听见她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我每天都游，瘦了五斤了，你再等等我……”后头的话没听清，但那种小心翼翼的口气，让人心里发酸。后来我才知道，她老公在镇上开五金店，跟店里一个女的好上了，嫌她胖，嫌她土，嫌她不会打扮。她舍不得这个家，更舍不得十岁的儿子，就想着自己要是能瘦下来，老公兴许还能回头。所以每天下午休班的时候，她也不歇着，顶着大太阳骑电动车来游泳馆。一开始连二十五米都游不到，后来能游几个来回。她说她最怕的是回家，推开那个门，冷锅冷灶，老公不是玩手机就是往外跑。只有泡在池子里，那种被人嫌的感觉才轻一点。她手臂上常常有青紫，我问她是不是撞的，她笑着说“家里东西绊的”。其实我见过她老公来接她，那男人一脸不耐烦，嘴里骂骂咧咧，推搡着让她快点走。李芳也不还嘴，低着头跟上去。

傍晚来的是王秀兰，五十五岁，退休前在纺织厂当会计。她不是来游泳的，是来泡水的。她换一件老式的枣红色泳衣，胸口印着朵花，下摆都洗得发白了。她不下深水，就在浅水区扶着池边慢慢走，一走就是半个钟头。有时候走累了，就靠在水线边上，半眯着眼，像睡着了似的。你要是不跟她说话，她能这么静一个下午。可你要是搭一句腔，她立马来了精神，能拉着你从天气聊到菜价，从菜价聊到她养的那盆蟹爪兰，最后总绕到她那死去的老伴。她老伴以前是钢厂工人，夏天最喜欢游泳，几乎天天泡在河里，后来河不让下了，又办了张游泳卡。去年冬天，老头心梗突发，送到医院没救过来。王秀兰说他走的那天早上，还跟她说等退休了带她去北戴河看海，晚上人就没了。她说她睡不着，整宿整宿地醒着，耳朵里全是以前老伴打呼噜的声音。儿子女儿都在外地，空荡荡的家里只有她一个人的脚步声。所以她每天傍晚坐三站公交车来游泳馆，换好泳衣，泡在水里。她说：“这水是温的，泡着像有人抱着我。我不用想怎么熬过这一夜，光听旁边的人说话就挺好。”我有时候觉得，她比张红梅和李芳更让人难过，因为别人心里还有盼头，她却没有。

这三个女人，时间上完全错开，张红梅上午走，李芳下午来，王秀兰傍晚到，像三班倒似的，本来一辈子可能都不会说上一句话。可老天爷偏要让她们碰在一起，而且是以那种最扎心的方式。

那天下午三点多，阳光正好，游泳池里人不多，李芳正在浅水区练习换气。张红梅因为上午学校临时停电调了课，破天荒下午来了，刚换完泳衣站在池边。王秀兰也来早了一点，在角落里慢慢走水。突然，一个穿着花衬衫的男人闯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烫着黄头发、穿着紧身裙的女人，一看就不是来游泳的。男人扫了一圈，盯准了李芳，大步走过来，扯着嗓子喊：“我说你天天往这儿跑，原来是躲着我呢！你看看你那一身膘，扑腾给谁看？你以为游俩月就能变成仙女？”他旁边那女人捂着嘴嗤嗤地笑。满池子的人都停下来看，有几个人还掏出手机拍。李芳站在水里，脸上一阵白一阵红，嘴唇抖得厉害，手里的浮板差点没拿住。我赶紧走过去，劝那男人出去，他横着脖子骂我：“关你什么事？我跟我老婆说话，狗拿耗子！”这时候张红梅看不下去了，她披着毛巾走过来，不紧不慢地说：“这位同志，你要有本事，好好说话。她是你老婆，不是你的出气筒。你带着人在外面乱来，还有脸到这儿来吆喝？”王秀兰也蹚着水过来，她站在李芳身前，像老母鸡护崽一样，冲着那男人说：“小伙子，我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你这么欺负人的。我老伴要是还在，他早就揍你了。”男人被两个大姐你一嘴我一嘴地数落，脸上挂不住，嘴硬了几句，骂骂咧咧地走了。李芳却像被抽干了力气，蹲进水里，抱着肩膀，哭得整个人一耸一耸的。张红梅和王秀兰也没说话，就一左一右站在她旁边，把手搭在她背上。

闹剧就这么过去了。我以为李芳会再也不来了，没想到第四天她又出现了，眼睛肿得像桃，但还是换上泳衣下了水。张红梅和王秀兰也来了，她们像是商量好似的，一个在左一个在右，陪着李芳慢慢游。李芳游得慢，她们就放慢。游了不到十分钟，李芳突然身体一歪，整个人往下沉——腿抽筋了。张红梅反应快，一把揽住她的腰，使劲往浅水区拖，王秀兰立刻上岸抓起救生圈扔过来，我也跳了下去。三个人七手八脚把李芳弄到池边，她呛了好几口水，咳得撕心裂肺。等她缓过气来，突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比那天被她老公骂哭得还凶。她说：“他今天中午回家，把衣服全收走了，说要跟那女的搬到县城去……我游了三个月，瘦了十二斤，他还是不要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张红梅蹲在她面前，浑身湿透，头发贴在脸上，声音也哑了：“傻妹子，你没做错什么。是他不懂得珍惜，不是你的错。”李芳泪眼模糊地看着她：“那你呢？你为什么天天来游泳？你那么拼命，是不是家里也有事？”张红梅沉默了一会儿，眼圈红了，也蹲了下来，说：“我婆婆，老年痴呆，夜里不睡觉，一遍遍喊我的名字。我丈夫在深圳，一年到头不回来，打电话就知道问我婆婆怎么样。我每天来这里，就是想躲一个小时。可游完了，该回去还是得回去。”王秀兰摸了摸李芳的头发，说：“都苦。我老伴走的时候，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来这儿泡着，就是骗自己他还在，还在游泳，一会儿就上来接我了。”三个人就那样坐在冰凉的瓷砖地上，水珠顺着头发往下滴，围观的几个人都散了，只剩下她们抱在一起哭。

哭完了，日子还得过。但那一哭，像是把心里的毒都放出来了。李芳后来没求她老公回头，那个男人走了就真走了，婚也离了。她说她最难的时候，不是被抛弃，而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那天沉下去的时候，她脑子里闪过儿子的脸，“我要是没了，他连妈都没了。为了他，我也得好好活着。”她离了婚，儿子判给了她，每天下午照样来游泳，不是为了减肥，是为了让自己别窝在屋里瞎想。张红梅也想通了一件事，她给婆婆请了个白班护工，护工是邻居介绍的，人实在。上午她依然来游一小时，回去以后陪婆婆坐坐，跟她说说话。婆婆有时候清醒，抓着她的手说“红梅，你受累了”，她就哭，说值了。她丈夫还是那样，远在深圳，但至少她不再一个人硬扛了。王秀兰呢，她跟张红梅和李芳互加了微信，三个人约好每周二四六一起来，游完就在泳池边的长椅上坐一会儿。张红梅教王秀兰踩水，王秀兰教张红梅打毛线，李芳的儿子放暑假也跟来，在儿童池里扑腾得欢。王秀兰说，她儿子女儿都在外地，老伴走了，以为这辈子就是熬日子，没想到老了老了，又多了两个妹妹。

我在这游泳馆干了八年，见过多少人来来去去，早就不稀奇了。但说句实在话，中年女人来游泳的，有些是为了治病，有些是为了陪孩子，有些就是来打发时间。可更多的人，是像她们仨一样，心里揣着事，没地方说，就泡在水里，让水托着，好像那些事也变轻了。她们每天来，不是真有多热爱游泳，而是想给自己找一个能喘口气的角落。张红梅的角落是自由泳的节奏，李芳的角落是划水的累，王秀兰的角落是浅水区那点温热的浮力。现在她们还是天天来，但心思不一样了。张红梅游完会去教王秀兰踩水，李芳会带几根香蕉分给大家吃，三个人叽叽喳喳的，像个小姐妹团。有时候我听见她们聊天，说今天菜市场黄瓜降价了，说儿子这次数学考了八十多分，说昨晚又梦见老伴了，都是些家常话，但听着踏实。

傍晚收场的时候，我站在池边，夕阳从半开的天窗斜进来，水面上金光一闪一闪的。我想，生活其实就像这一池子水，表面看着平平静静，底下却藏着多少挣扎。可人只要还愿意来扑腾，就说明没放弃。那些天天泡馆的中年女人，心里各有各的小心思，可那些小心思底下，其实都是对日子的一点念想。这念想泡在水里散不掉，反而越来越清楚。活着，就得自己给自己找点浮起来的力量。这力量，有时候是一个小时游泳，有时候是一句“我理解你”，有时候是三个素不相识的人，在同一池水里，把心里的苦化成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