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五十五万名青年，首次踏入投票站，首次握笔勾选名字，而他们落下的那一票，令不少观察者心头一震、呼吸骤停。
今年10月，以色列约55万名年龄介于18至22岁之间的新世代公民迎来人生首场全国大选。按普遍认知，这个群体本该更倾向进步立场、更具包容气质、更富人文理想。
然而民调结果公布后，舆论场陷入一片静默——高达74%的初次投票者将自身政治光谱明确锚定在右翼或中右区间，这一比例不仅远超全球同龄人群平均水平，甚至比以色列全国成年人平均右倾程度还要高出一截。
没错，在一个整体已显保守倾向的国度里，最青春的那批面孔，正以更坚定的姿态向右靠拢，步伐比父辈更稳、立场比祖辈更硬。
这与欧美主流社会形成鲜明对照：在美国、英国与法国，青年人群长期构成左翼政党的核心支持力量；部分人更因对加沙战事深感不安而走上街头表达抗议。可以色列的年轻人，却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政治轨迹。
10月7日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要读懂这群年轻人的政治抉择，必须回溯至2023年10月7日那个撕裂记忆的日子。
当天发生的事件，对以色列国家心理造成的震荡难以估量——1211名平民与士兵遇难，数百人遭劫持带入加沙地下隧道。这是自1948年建国以来，最沉重、最血腥的一天。
18岁的阿米海出生于以色列南部小镇肖姆里亚，家园距加沙边界仅咫尺之遥。他站在一处能俯瞰加沙断壁残垣的山脊上，对着镜头说出一句令人脊背发凉的话：“我只看安全——不关心谁能让十年后的我买得起公寓，只在乎谁能确保十年后我还站在这个地方呼吸。”
他计划把选票投给由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领导的极右政党，并身穿印有其头像的T恤，头戴同系列棒球帽。
“10月7日后，我要恐怖分子伏法，我要他们在以色列监狱里尝尽苦果，我要让全世界都看见我们的威慑力。”他还直言希望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居民“自愿迁离故土”。
这不是孤立的声音。民调学者谢因德林指出，以色列犹太裔青年的政治右移趋势早已悄然酝酿近二十年。“如今刚满18岁的这批人，整个成长阶段都浸润在内塔尼亚胡主政时期——那是民族主义话语高度饱和、安全叙事全面主导公共讨论的时代。”
他进一步强调：“和平二字，早已淡出他们的政治词汇表。”
宗教回归、社交媒体、兵役经历——右转是多重力量拧成的绳
若将此次青年右转简单归因为10月7日袭击带来的创伤反应，未免低估了背后深层结构的复杂性。这是一股由三重脉络交织缠绕而成的政治势能。
第一条脉络，是宗教意识的强势回潮。今年2月一项权威调查显示，80%的年轻选民表示相信上帝或某种更高存在，老年选民中该比例为75%；更有56%的年轻人坚信弥赛亚终将降临。
在日常实践中，43%的年轻选民承认自己会亲吻门柱圣卷（Mezuzah），而在老年群体中，这一比例为33%。换言之，以色列最新一代选民，在宗教实践频率与虔诚程度上，已明显超越正在退出政治舞台的上一代人。而宗教认同越强，政治取向越偏右，已成为该国社会学研究中一条反复验证的规律。
第二条脉络，是社交媒体构筑的信息闭环。越来越多以色列青年不再依赖报纸电视获取资讯，而是转向算法推送的短视频平台与激进博主频道。
利库德集团为此专门设立青年传播战略岗位，任命右翼网红哈达尔·穆赫塔尔为青年竞选事务负责人。此人以在TikTok平台与左翼示威者激烈交锋著称，单条视频常获数十万次互动。
第三条脉络，是强制兵役制度下的前线体验。过去两年间，大批适龄青年被征召赴加沙执行预备役任务。赖希曼大学一位政治学教授曾面向40名本科生开设以巴关系专题课，课后惊讶发现，其中多数学生近两年均曾在加沙作战。
一名学生当场回应：“我根本不在乎巴勒斯坦是否建国，我唯一确定的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让他们建自己的国家好了，但我们必须修起一道无法逾越的高墙。”另一名学生语气平静却锋利：“我对他们毫无同情，愿他们自生自灭。”
这种源于真实战场经历的认知塑造，外人几乎无法动摇。教授事后坦言：“我没有改变任何一个原本持反对意见的学生。”
但别急着下结论说“所有以色列年轻人都右”，在特拉维夫海滨街区，18岁的吉莉正参与中左翼民主党举办的青年政策沙龙。
她坦言：“尤其是年轻人，当目睹10月7日那样的灾难性事件，第一反应必然是恐惧，是对和平可能性的彻底怀疑。大家集体向右、愈发强硬，其实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心理演进。”
吉莉和她的同伴们仍主张通过政治谈判达成历史性协议。18岁的尤瓦尔补充道：“冲突管理不是出路，当前僵局绝不能无限期延续。”
只是这些声音，在74%这一压倒性数据面前，显得格外轻柔、格外稀薄。
和平，在中东变成了一个“脏词”
今年5月，特拉维夫举办了一场名为“重启对话”的和平倡议峰会。主办方在开幕致辞中一句感慨，令全场陷入沉默：“在今天的以色列，‘和平’这个词本身，已经带上污名。”
回想当年，“和平”曾是以色列社会最响亮的关键词。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现场，拉宾与阿拉法特在白宫草坪握手的画面传遍世界，人们普遍相信中东将迎来历史性转折。彼时成长起来的以色列青年，被称为“奥斯陆一代”，是和平进程最坚定、最热忱的拥趸。
三十多年光阴流转，风向彻底逆转。
最新民调显示，66%的44岁以下以色列选民明确反对“两国方案”，仅有17%表示支持；与此同时，54%的年轻以色列人主张由以色列直接管辖加沙全境，而赞成交由国际联军托管的比例仅为15%。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拒绝和平——他们渴望和平，但追求的是“没有巴勒斯坦国存在的和平”。数据显示，81%的以色列民众支持《亚伯拉罕协议》，78%期待与沙特实现外交正常化，72%赞成与黎巴嫩建立友好关系。
他们愿意与阿拉伯国家握手言欢，却不愿就巴勒斯坦建国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这种心态直白而言即是：和平可以谈，但前提条件必须由我设定。
而在巴勒斯坦一侧，生于1990年代的年轻人对和谈的支持率较其父辈下降15个百分点，相信谈判能带来持久和平的比例亦减少10个百分点。双方新生代之间，信任早已崩塌，共识几近真空。
结语
这批刚刚完成首次投票的年轻人，将成为未来三十年以色列政坛真正的中坚力量。他们此刻的选择，正一锤一钉地锻造着这个国家未来的轮廓。和平究竟是可触达的理想，还是渐行渐远的幻影？答案或许不用再等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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