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6月15日，北京，87岁的谢觉哉病逝。料理完后事，王定国没有急着考虑住房、车辆和秘书这些身后待遇，而是向组织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这句话，后来成为许多人记住她的重要原因。
谢觉哉是湖南宁乡人，早年投身革命，长期从事宣传、政法和政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内务部长、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59年又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那一年，他已经76岁。
面对新的任命，谢觉哉曾对王定国说：“两种人不能当法院院长，一是红领巾，二是白胡子太长的人。”话虽带着自嘲，却也说明他清楚自己的年纪和精力。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仍认为他的经验、品格和法律工作基础不可替代。
王定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只在家中照料丈夫的妻子。1913年，她出生在四川营山一个贫苦雇农家庭。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营山后，她参加红军，先后在妇女独立营、川陕苏区保卫系统工作，后来进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后，部队准备翻越雪山。一天，王定国在河边洗衣服，一位留着胡子的干部走来，请她把两件单衣缝在一起，中间夹些羊毛，做成御寒衣物。
她答应下来。来人临走时说：“我叫谢觉哉，住在山坡上的干部休养连。”王定国当时并没有想到，这次帮忙缝衣服的相遇，会成为两人关系的起点。那件衣服很普通，却让两个身处行军岁月的人有了第一次正式交往。
1937年8月，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成立，谢觉哉担任代表，王定国也被安排在那里工作。共同处理事务、应对复杂环境，使二人逐渐加深了解。此后，他们在同志们的关心下结为夫妻。
婚后不久，王定国遇到了一件小事。谢觉哉急着写文章，让她找来两份报纸。她来回拿了几次仍然弄错，谢觉哉问她怎么回事，她低声回答：“我不认识字，分不清哪一份是哪一份。”谢觉哉的语气随即缓和下来：“不用怕，以后我教你。”
这句话没有停留在安慰上。谢觉哉工作再忙，也会抽时间教王定国识字、记账和打算盘。王定国学得很刻苦，后来还向伍修权学习俄语。文化水平提高后，她逐渐承担起办事处的行政和生活管理工作，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干部。
1940年，谢觉哉和王定国回到延安。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时，王定国参加生产小组，种菜、养猪、改善机关生活。她带领的小组多次在生产展览中取得成绩，毛泽东看过展览后，曾为她题写“再接再厉”四个字。
有意思的是，谢觉哉身居高位，家中却没有把孩子养成依赖父母的样子。他们共有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子女大多被安排到基层、部队和艰苦地区锻炼。小儿子谢亚旭十五岁参军前，王定国悄悄塞给他25元钱，并说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还能买车票回家。
这25元并不算小数目。王定国当时每月工资只有100多元，家中子女众多，日常开支并不宽裕。她把钱交给孩子，既有牵挂，也有分寸。谢亚旭后来在部队服役14年，直到29岁才回到母亲身边。
谢觉哉去世后，王定国面对的不是生活困难，而是如何处理与身份相伴的待遇。按照当时有关规定，遗属可以继续居住在原有住房中。但她主动找到组织，表示自己有工作、有工资，不能把丈夫的职务待遇变成自己的生活标准。
随后，她辞退秘书，退掉司机，搬出原来带院子的住房。这个决定并非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改变生活方式。对王定国而言，谢觉哉的级别属于谢觉哉本人，自己应该按照自己的工作和待遇生活。
1978年，王定国曾找到胡耀邦，希望组织为她安排工作。胡耀邦没有让她去做一般性事务，而是提出整理谢觉哉遗留下来的日记、书信、文章和资料。此后，她参与谢觉哉文集整理工作，与同事用了六年时间，整理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日记》等著作。
1984年，适逢谢觉哉诞辰100周年，王定国和子女将谢觉哉生前省吃俭用收集的两万多册线装书，捐献给中央档案馆。那些书没有留在家中作为纪念，而是进入公共保存体系，成为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1994年2月，王定国离休。离休后，她仍参与干部教育和关心下一代工作，长期奔走于各地。2020年6月9日，她在北京病逝，享年108岁。她留下的，不只是与谢觉哉共同走过的岁月，还有一套清楚而朴素的生活尺度：职位属于工作，住房属于待遇，个人不能把公家的安排当成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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