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闽方言地名通名“港”的词义及其演变（下）|东海|方言区|粤方言|词义|通名|闽方言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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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利用明代以来的地方史志和多幅古地图，以及近现代方言资料，全面考察福建、台湾、广东、海南等沿海闽方言地区地名通名“港”，认为其词义是{河流下游入海河段}或{海口}，而非通常认为的{港口}（port）义。结合吴方言，论证“港”在沿海闽方言的语义演变路径为{支流}＞{河流下游入海河段}＞{海口}＞{港口}。这一吴、闽方言共同词汇为二者的历史关系提供又一证据。基于内陆闽方言极少发现“港”的分布，本文推测沿海闽方言的“港”可能是吴方言经由海路传入福建沿海。

关键词沿海闽方言地名通名 “港” 词义语义演变

肆

关于甘棠港、月港、亚妈港、

香港的“港”

4.1 甘棠港

福建历史上最早闻名于世的“港”应该是位于今天闽东沿海的“甘棠港”，一般认为是五代闽国统治者王审知（862—925）所开辟的港口，然而具体地址在何处则有福州、连江、长乐、琅岐、福安等之说。例如关于福安甘棠港，弘治《八闽通志》卷十二地理云：“甘棠港在县南三十四都，旧名黄崎港。先有巨石为舟楫之患，唐观察使王审知祷于海灵，一夕震雷，暴雨达旦，则移其艰险，别注平流。闽人以审知德政所致，表请赐今名，封其港之神为显应侯。”该书在“甘棠港”条之前出现的是“东溪”“廉溪”“秦溪”“大梅溪”，之后出现的是“沙潭”“庙山潭”，都是江河、池潭之类的自然地理名称，我们推测甘棠港应是临近入海的一段河流，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港口。唐天祐三年（906）《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云：“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樯荡漾以随波，蒿楫崩腾而激水。途经巨浸，山号黄崎，怪石惊涛，覆舟害物。公乃具馨香黍稷，荐祀神祇。······仍以公之德化所及，赐名其水为甘棠港，神田显灵侯。”其中“赐名其水为甘棠港”很明确指出甘棠港是水名，也就是河流。

4.2 月港

福建漳州的月港是明朝中后期著名的外贸通商港口。明代《昭代典则》卷二十八世宗指出：“时浙人通番皆自宁波定海出洋，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特别是隆庆开关后，月港成为全国唯一的合法贸易港口，正如傅夏器《王公城碑记》中所载，“人烟辐辏，商贾咸聚”。漳州月港与唐代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清代的厦门港并称福建历史上的“四大商港”，因此一般人的观念中月港之“港”指的是港口或商港。然而，乾隆《海澄县志》卷一“舆地”云：“月港在八九都，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形如月，故名。”因为漳州的山涧去海尚有一段距离，这段记录实际上已经说明月港是一条“外通海潮，内接山涧”的河道。乾隆《海澄县志》卷一“舆地”在“月港”条之后出现的是“港口港”条，“港口港在县北，其源数百里，合九龙江及西南溪之水同入于海，中有许茂、乌礁、恒泥三洲。”港口港很显然也是一条即将入海的河流。林汀水利用嘉靖《龙溪县志》、嘉庆《重修一统志》和杜臻《粤闽巡视纪略》等史志，指出“明之月港指的应是今天月溪下游的一段港道和过去的护城河”。由此可见，月港的“港”完全符合沿海闽方言“港”的词义。直至今天，月港还保留了明代码头旧址五处：中股码头、容川码头、店仔尾码头、阿哥伯码头、溪尾码头。

4.3 亚妈港

澳门的西文名是“Macao”，早期还有“Amacao”“Amacauo”“Macau”“Macav”“Macão”“Macam”等多种写法，显然都不是“澳门”的音译，其由来史学界时有争议，但主流意见认为与来自福建的海神妈祖有关。《利玛窦中国札记》说:

这种交往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中国人的疑惧逐渐消失，于是他们把邻近

岛屿的一块地方划给来访的商人作为一个贸易点。那里有一尊叫做阿妈

(Ama)的偶像。今天还可以看见它，而这个地方就叫做澳门，在阿妈湾内。

妈祖在闽方言中称“阿妈”或“娘妈”，《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说的“阿妈（Ama）”正是妈祖，早期中文文献也写为“亚马”。明朝万历十七年（1589）宋应星《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和万历二十四年（1596）郭棐《粤大记·广东沿海图》香山县濠镜澳部分都已出现了“亚马港”一名，“标在澳门半岛顶南端，其大致方位与今妈阁庙所处地相近。因此，我推测利玛窦所见的‘阿妈’神像当即在今妈阁庙相近的地方。”目前已知最早的澳门地图是死于1598年的葡萄牙画家特奥多雷·德·布里(Theodore de Bry）绘制的“Amacao”（一般译作“《亚马港城图》”）,其中葡萄牙文“Ama”是“阿妈／亚马”的音译，“cao”应是“cão”的简化，而“cão”正是“港”的音译。早期葡萄牙式的罗马字拼写法，常常把汉语的[aŋ]韵拼写为ão或am,如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1583或1584—1588),“、房、放”拼为ão,“梁、伤、常、样”拼为ião,“荒”拼为uão；“当”拼为am,“亮、匠、常”拼为iam,“光、旷、荒”拼为uam。根据杨迅凌的研究，1590年PedrodeLemos的澳门地图把澳门拼写为“Macam”。由此可见，ão和am都是“港”的韵母[aŋ]的拼写法，而闽南方言“港”的韵母正是[aŋ]。至于“Macao”与“Amacao”的关系，一般认为前者由后者简化而来。杨迅凌指出：“正如金国平、汤开建等学者考证，在‘澳门’西文形式‘Macao’或‘Macau’的诸多词源中，‘亚马港’说应是立论较坚实的传统考证，即‘Amacao’是中文地名‘亚马港’的对音。在词语的使用和演化过程中，如同许多葡文地名一样，‘Amacao’的首字母‘A’逐渐脱落，并演变为‘Macao’。”1571年葡国制图师多拉多(Fernao Vaz Dourado）制作的《东亚地图》是目前世界上最早正式以“Macao”一词标注澳门的地图之一。

“阿妈港”就是《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记录的“阿妈湾”。这个“湾”是个海湾，也是江河的出海口，正是早期沿海闽方言区人民常用的“港”。珠三角粤方言区则称之为“门”,所以“澳门”是粤方言的地名。可以确定，“阿妈港”是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正式开埠之前福建沿海人民带去的一个闽方言地名，这就涉及早期闽人与包括澳门在内珠江三角洲的关系，史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著名澳门史家白乐嘉（J.M. Braga）称:

在葡萄牙人抵达澳门之前，半岛上已住有少数渔民。在今天普济禅寺即观音堂一带，是当时西江泥渣冲积的地方。寺院极古，但无实录可考。我们只知，此寺院的初期，是一间附属性的小祠堂，属于福建移民所有。这些少数移民，也就是澳门的初期居民了。

张侃、水海刚《闽商发展史》（澳门卷）第一章“闽人与葡人的澳门相遇”的第一节“闽人在粤海的早期活动”指出:

宋代是闽人向粤地扩散的重要时期，珠江三角洲留有了不少闽人的活动足迹。成书于庆元二年（1196年）的洪迈《夷坚志》记载，“绍熙三年（1192年），福州人郑立之，自番禺泛海还乡”。

4.4 香港

“香港”一名的来源，学界有很多讨论，但都集中在“香”得名的由来，鲜有关注“港”的词义。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郭棐《粤大记·广东沿海图》就标有香港、尖沙嘴、赤柱、黄泥埇、将军澳等地名。可以大致肯定的是“香港”这个地名最早出现在明朝，它原指今天香港岛南部的一个小港湾、小村落，鸦片战争后英国殖民者才正式把它扩大为对整个岛屿（香港岛）的称呼，1898年英国人租借新界后又把它作为港岛、九龙和新界的统称。

根据有关记载，1767年英国海图开始使用“Fan Chin Chow”（饭甑洲）来标示今香港岛，1778年“HE-ONG-KONG”首次出现在西方海图中。香港历史地图网 (http://www.hkmaps.hk/map.html?1866)的多幅19世纪的香港古地图为我们认识香港地名的变迁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今香港岛，1771年的地图标示“fanchin chow”，1794的地图标示“FAN-CHIN-CHEOW or HE-ONG-KONG”，1810年的地图标示“Fanchincheow or Heongkong”。1842年香港岛成为英国租借地，1844年的地图标示“HONGKONG”，1845年的地图在港岛西南部一条狭长的海湾上出现了“Aberdeen Bay”,1857年和1864年的地图在海湾北边陆地出现了“Aberdeen or Shekpywan”，在海湾东部尽头陆地上出现了“Heong Kong”。至此，“Hong Kong”标示港岛全岛，“Heong Kong”标示海湾尽头的一个村落，这个村落应该就是郭棐《粤大记·广东沿海图》中的“香港”。1866年的地图为意大利传教士获朗他尼(Simone Volonteri,1831—1904)绘制的《新安县全图》(Map of the Sun-OnDistrict, Kwangtung Province),1857年和1864年标示为“Heong Kong”的地名被获朗他尼《新安县全图》改标为“香港围Heung Kong Wai”，1870年的一幅客家方言拼音地图也标示为“香港围”。“香港围”这个村落地名到了1888年和1896年的地图被改为“Little Hong Kong”，到了1899年的地图被改为“Lit. Hong Kong”，这应该就是“香港仔”的来源（粤方言中“仔”可表小）。只是今天的香港仔，已经转移到了早期的Aberdeen orShekpywan（鸭巴甸或石排湾）一带，原来的古村落所在地应该在今天的黄竹坑一带。

总之，港岛西南部狭长海湾东边尽头的这个古老村落，其地名从明朝起经历了如下变化：

香港→香港（Heong Kong）→香港围（Heung Kong Wai）→香港仔（Little Hong Kong）（明代）（1850年代）（1860年代）（1880年代）

当然，这些地名的变化可能不是绝对的，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村落在1885年、1889年的地图中还被标示为“Heong Kong”。

港岛山上的淡水注入了西南部这条狭长海湾（其实也是一条河流），我们推测早期福建渔民来到这里建立聚落，并命名为“香港”。但是，19世纪以后“Heong Kong”和“Hong Kong”都是粤方言的读音，前者是广州音，后者是胥家音,那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推测，珠三角粤方言区人民（包括水上居民“胥家”）随后也来到此地，逐渐取代了闽人，但是闽方言地名被保留下来，只是折合成了粤方言读音。

宋元以来福建人开发香港，史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刘未指出，香港宋皇台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两宋之际，闽浙陶瓷已经伴随外销风潮进入香港地区，至宋元易代前后达于鼎盛，元代中期始告衰落。郭必之、张洪年利用1866年获朗他尼的《新安县全图》，结合移民史等文献资料，辨识香港地名中的闽方言和客家方言成分，但是没有涉及“港”。其实，郭必之、张洪年认定的闽方言地名集中出现的新界东北部沿海，也是地名通名“港”多次出现的地区。

伍

从吴、闽方言“港”的不同特征看

“港”的语义演变

学界一般认为吴、闽方言之间具有深厚的历史关系，所以至今仍有一些共同特有的词汇。作为{河流}义的地名通名“港”肯定是吴、闽方言共同的词汇，但不能说是特有的词汇。最早收录“港”的字书是《玉篇》，作者顾野王是南朝梁吴郡吴人，因此“港”起初应该是一个吴方言词，后来扩散到了楚地和闽地。

吴、闽方言的“港”也存在一些不同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李小凡、陈宝贤指出“‘港（河流）’在浙江和上海全面分布”，但是沿海闽方言区地名通名“港”主要分布在直接靠海的河流下游地区，内陆县份很少发现。

就浙江省而言，内陆地区的“港”较为常见，沿海则相对较少，有可能是记录不够详备所致。我们查检1881年《七省沿海全图》，浙江沿海地区只发现“岑港”“九龙港”等少数几个。方志中也有零星的记载，如光绪《乐清县志》卷二云：“赤水港一名赤水川，即万桥江下流。”就福建省而言，即便是沿海闽方言区，若是不直接靠海的县份也很少出现地名通名“港”，内陆闽方言就更不用说了。道光十三年（1833）《平和县志》卷一“山川志”指出“和去海颇远，山谷之间，溪流最多”，收录的河流名包括：河头溪、粗溪、合溪、高山溪、陈溪、双溪、芦溪、南胜溪、高坑溪、琯溪、高磜溪、马溪、溪口、翠薇溪、大溪、三合溪、渡军溪，都没有出现带“港”通名的河流名。根据“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属于福建省内陆地区的南平、三明和龙岩三市，带“港”的地名很少，而且多是农村居民点而不是河流名。李小凡、陈宝贤查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福建省》，指出其中有10处“港”字聚落名，聚落命名依据“多以港口命名”。详查该词典，可发现这少量的几处“港”字聚落名有位于内陆闽方言区的，而且意义是本义{支流},而不是沿海闽方言区的{河流下游入海河段}，很有可能是由临近的浙江内陆地区传入。

我们推测，历史上“港”可能经由海路从吴方言区传入福建沿海，再由福建沿海传到台、粤、琼及海外。在东南各省（市）中，福建的开发最晚，而且南北之间和东西之间都很不平衡。美国历史学家汉斯·比伦斯泰因论述唐末以前福建的开发，认为先后进入福建的移民主要沿着三条路线，其一最早是从浙江沿着江山港越过浙闽界山（实指仙霞岭）而进入闽北南浦溪、崇溪流域（实指建溪流域），其二接着是从江西沿抚河越过隘口（属武夷山脉）进入闽西北富屯溪、金溪流域，其三进展相当缓慢的是从浙江南部瓯江流域沿着海路进入闽江口，再继续往南推进。汉斯·比伦斯泰因所说的第三条路线，可能与“港”由吴入闽的传播关系最为密切。

第二，吴方言区{河流}义的“港”还相当活跃，特别是浙江省内陆地区还有像“江山港”“常山港”“金华港”“兰溪港”“义乌港”“东源港”等等这样的水名还在广泛使用；沿海闽方言区的“港”大多已经湮没无闻，即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甘棠港”“刺桐港”“月港”“亚妈港”等，也多已成为历史地名。如上所述，《福州方言大词典》收录了“港”的{江河靠近入海口的支流}这个义项，实在难能可贵。现当代闽南、台湾、潮汕、雷州和海口的方言词典，已经没有与{河流}相关的义项。正是这个缘故，李小凡、陈宝贤和陶寰、盛益民都没有发现“港”与吴、闽方言的关系问题。

第三，今天吴方言区的“港”多分布在内陆地区，所表的{河流}义多是与大江大河相通的支流，这与“港”在古汉语中的本义“水分流也”“水派也”最为吻合，可谓一脉相传；沿海闽方言“港”的词义是{河流下游入海河段}，有的则是{海口}。吴、闽方言“港”的词义存在历史演变关系，详见下文分析。

浙江省有钱塘江、瓯江、曹娥江、灵江、苕溪、飞云江、甬江和鳌江等水系，多汇入东海，而没有海岸线的内陆地区多处于水系的中上游，所以“港”作为河流通名所表示的多是一些支流。例如，江山港、常山港属于钱塘江上游衢江的支流，金华港纳入兰溪港，而兰溪港纳入富春江－钱塘江，都只是较大的支流而已。浙江的海岸线很长，纳入东海的几个水系到了临近入海的河段都较为开阔，“港”的语义自然从{支流}演变成{河流下游入海河段}。游汝杰、杨乾明《温州方言词典》表明温州话的“港”也是{河流下游入海河段}:

指温州港，在瓯江下游靠市区部分，故市区居民将瓯江下游段称为港：子紫凤尾鱼是～里打来个|走乐清黄华趁～船便方便倈

浙江沿海“港”的词义是否进一步演变为{海口}，目前还没有发现，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如上所述，沿海闽方言区的“港”既有{河流下游入海河段}又有{海口}义，有的甚至很难区别。海口处于河流下游入海河段的末端，它们之间的演变关系属于词义的缩小。

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的城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除了广州之外，都在吴、闽方言沿海地区。如上所述，1884年的一幅潮州汕头图出现的“汕头港”，旁边画有一个港口标记，表明汕头港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港口了。另外，1937年《福厦沿海形势图》厦门岛下方海面上标注“厦门港”和港口标记，表明这里的“港”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港口了。其实，早在1882年《厦荷大词典》，“港”的义项已是{河口}（riviermond）或{港口}（haven）了。

至此，我们可以把“港”在吴、闽方言的语义演变过程示意如下：

{支流}＞{河流下游入海河段}＞{海口}＞{港口}

浙江、福建沿海地区“港”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什么年代现在还不太清楚，不过下面这条材料值得注意。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地理门“象鼻砂”条:

盖福建、两浙滨海多港，忽遇恶风，则急投近港。若广西海岸皆砂土，无多港澳，暴风卒起，无所逃匿。

福建闽方言大部分分布在山区，山脉连绵起伏，河流纵横交错，具有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特征。因为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因此大部分河流汇入东海，流程短，流速快，都不是什么大江大河。除了闽江、晋江和九龙江下游，其他大多是一些河面狭小的溪流，自古多以“溪”作为河流通名，带“溪”的县名就有好几个，如：安溪、明溪、松溪、尤溪、龙溪（旧名，今属漳州）、长溪（旧名，今属霞浦）等。带“溪”的小地名就更多了，如上述道光《平和县志》卷一“山川志”所收录的河流名有17个带有通名“溪”。福建沿海即将入海的大河则以通名“江”为常见，如闽江、晋江、九龙江，加上早期的通名“港”，{河流}义的地名通名整体上显得颇为复杂。李如龙把汉语的地理通名分为4类，“港”属于自然地理实体的通名。他指出：“对汉语来说，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别也不小。······水流名叫江、河、溪、港、水、涌、滘、浜、泾等等，不可说差别不大。其中不但有数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同层次，也有南北各方言的种种变异。”

今天沿海闽方言区的地名通名“港”已经大为减少，有的地区甚至快要消失殆尽。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有的“港”因泥沙冲积而淤塞甚至成陆，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港”被上游的“溪”等替换或叠置，如上述李小凡、陈宝贤所举台湾的“东港溪、南港溪、中港溪、北港溪（有两个同名的北港溪）、枫港溪、新港溪、港口溪”，应该就是“某港”或“某某港”叠置上“溪”所形成的河流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