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山西太原天龙山脚下，来自日本的古董商山中定次郎带着两车金银财物，找上了圣寿寺。山路崎岖，石窟高悬，可真正难住他的，并不是如何凿下佛首，而是如何让当地人同意搬走它们。
天龙山并非普通山场。北魏末年至东魏时期，石窟开始依山开凿，北齐、隋、唐相继营造，留下了延续数百年的造像群。尤其唐代作品，面相圆润，衣纹流畅，既有中原审美，也保留着佛教艺术逐渐本土化的痕迹。
石窟不大，却极有辨识度。佛像或结跏趺坐，或一腿下垂，手势、衣褶各不相同。后世研究者将这种独特风格称为“天龙山样式”，它在中国石窟艺术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
千年风雨没有毁掉这些造像，乱世中的人祸却让它们遭逢大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地方财政困窘，社会秩序松动。外国古董商趁机深入中国内地，寻找能够高价转手的文物。山中定次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把目光投向了天龙山。
1924年，他曾到天龙山考察，并对石窟造像表现出强烈兴趣。两年后再次前来时，他带来的不只是考察用的行装，还有足以改变许多人选择的金银财物。
石窟在半山腰，佛首若要运出，必须经过山下寺院和村落。山中定次郎很清楚，单靠几名工匠无法完成大规模搬运，于是把突破口放在了寺院和当地百姓身上。
据相关研究记载，他以重金收买寺中僧人，并雇佣当地工匠凿取造像。有人曾问：“这些佛像也能卖吗？”得到的回答很现实：“乱世里，能换粮食的东西，都有人要。”
这几句话未必是当时人的原话，却揭示了那场灾难背后的处境。对贫困者而言，金银可以换来粮食；对古董商而言，佛首则是可以运往海外、换取巨额利润的商品。文物价值与生存压力，在那个年代发生了残酷碰撞。
凿取并非简单搬运。工匠需要破坏佛像颈部和周边石体，再把沉重的石质佛首装车。许多造像因此面目全非，留下断颈、残臂和裸露的石壁。天龙山石窟最珍贵的整体性，也在这场盗凿中被永久破坏。
山中定次郎后来将相关经历写入《天龙山石佛集》，甚至把用金钱取得佛首、看着工匠凿刻的过程当作得意之事。正是这些留下来的文字，使后人能够追查这段盗凿史，也让他的名字与天龙山的伤痕长期相连。
关于被盗造像的确切数量，学界统计并不完全一致。较为常见的说法是，约有二百四十余尊造像遭到破坏或流失，其中一部分进入海外博物馆、私人收藏，另有许多至今下落不明。
佛首离开天龙山后，并没有消失在历史中。它们辗转进入欧美和日本的收藏体系，偶尔出现在文物交易场合。每一次出现，都会牵动研究者的注意，因为石窟造像具有鲜明特征，断裂位置、雕刻风格和历史照片都可能成为辨认依据。
2008年，一尊天龙山石窟佛首在纽约拍卖市场出现。经过学者谢冰等人的努力，并在山西企业家许鹏等方面推动下，这件佛首最终回到中国。它的成交价格高达数百万美元，令人感到复杂：本属于中国的文化遗产，追回时却要付出昂贵代价。
更重要的一次回归发生在2020年。9月14日，国家文物局获悉，一尊唐代天龙山石雕佛首即将在东京拍卖。经鉴定和比对，确认其与天龙山石窟流失造像有关，便立即启动追索程序，要求停止拍卖。
日方拍卖方随后配合终止相关安排。在有关人员协助下，中方与持有人展开协商，对方最终决定将佛首无条件捐献给中国政府。2020年11月，双方在日本举行交接仪式，这尊佛首成为当年我国追回的第100件流失文物。
它回国时，距离1926年的盗凿已经过去九十四年。2021年2月，这尊佛首出现在春节联欢晚会舞台上，短暂的展示没有喧宾夺主，反而让许多人第一次清楚看见了天龙山造像的面容。
2021年7月24日，佛首回归仪式在山西太原举行。此后，它被安置在天龙山石窟第8号窟附近的保护展示空间内。玻璃之后，那张残存的面容仍然安静，只是它不再属于海外收藏柜，而重新回到曾经开凿它的山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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