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10日，台湾日月潭，郑介民应蒋介石之邀前去会面。一块西瓜，后来成了这位国民党情报系统首脑生命中的疑点。关于这顿“便饭”，不同材料记述并不完全一致，但程一鸣的回忆，使郑介民之死长期蒙上一层阴影。
郑介民，原名郑庭炳，字耀全，海南文昌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也到过德国、意大利等国。与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将领不同，他长期从事情报、军令和特务系统工作，升迁速度颇快。
1944年2月，郑介民出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并获授中将军衔。那时戴笠仍只是上校。戴笠后来声势极盛，实际军衔却一直没有达到郑介民的高度，直到身故，也只是军统局少将副局长，所谓中将，更多属于职务待遇。
有意思的是，郑介民后来成为军统局最后一任正式局长，又任保密局第一任局长。保密局改组为安全局后，他仍是首任负责人。掌握情报机关，意味着他知道太多，也意味着他身处权力斗争最敏感的位置。
程一鸣回忆，郑介民在日月潭吃下半块西瓜后，便感到身体不适。他回家把经过告诉妻子柯淑芳。当天晚上，柯淑芳被朋友约去看电影，深夜回家时，郑介民已经倒在卧室地板上。
“那块西瓜，他只吃了一半。”程一鸣的记述大意如此。
“另一半呢？”
“被他悄悄投入了潭中。”
这段内容出自回忆材料，并没有形成足以完全坐实的司法证据。郑介民是否遭到毒害，至今只能作为一种历史说法加以看待。不过，1959年正是台湾权力交接逐步加深的时期，老一代情报人物与蒋经国之间存在矛盾，并非毫无背景。
郑介民受到美国方面重视，也是传闻中的关键因素。抗战后，他与魏德迈、马歇尔等人有较多接触，美国国防部门曾多次邀请他出访。程一鸣认为，蒋介石担心郑介民与外部势力联系过深，更担心他脱离掌控，于是产生了除掉他的动机。
这个判断带有明显的回忆性质，不能简单当作定论。但郑介民死后，其军衔被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说明他在旧军政体系中的地位确实很高。活着时是二级上将，死后再加一级，这种安排既是荣誉，也让他的死亡更加引人猜测。
郑家另一位重要人物郑庭烽，是郑介民的堂弟，字耀台，曾任第九十四军中将军长。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国民党主力覆灭，郑介民亲自赶往北平，请傅作义设法保全这位堂弟，随后又将郑庭烽调离北平，安排到海南方面任职。
郑庭烽没有像郑庭笈那样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可是，离开大陆之后，他的处境并没有因此安稳。郑介民去世后，有人转达蒋经国方面的意思，劝他到台北会面，并暗示可以让他升任军长。郑庭烽却不愿接受。
“我给他父亲做了一辈子副军长，难道还要再给他儿子做军长？”
这句话是否为原话，仍需谨慎看待，但它反映出郑庭烽对自身处境的不满。1961年，郑庭烽在台中看完电影回家后突然死亡。程一鸣只写“像他的哥哥一样突然死去”，没有交代具体死因。正因为说得含蓄，后人才把两起死亡联系起来。
郑家三兄弟中，还有一人命运完全不同，那就是郑庭笈。他曾任第四十九军军长，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俘，后来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沈醉回忆，自己在那里与郑庭笈相处不错，还给他取了“小海南岛”的绰号。
郑庭笈性格直爽，说话带着文昌口音，管理小组事务时常把“洗澡”说成“死澡”，成为战犯管理所里颇有特色的细节。沈醉当年曾参与国民党情报系统内部的斗争，与郑介民关系恶劣，却没有影响他与郑庭笈的交往。
命运有时颇具反差。郑介民死于1959年，郑庭烽死于1961年，两人都没有活到晚年；郑庭笈却在改造后留在大陆，直到1996年才去世，享年九十二岁。三个出身相近、经历相连的人，最终走向了三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半块西瓜”和“一场电影”，构成了郑家两位上将死亡叙事中最醒目的细节。可历史写作不能只靠细节制造悬念。能够确认的，是他们的职务、军衔、死亡时间，以及当时复杂的权力关系；至于是否遭人谋害，仍应把回忆、传闻和确证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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