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上旬，广州军区作战会议室内，41军军长张序登和各师团指挥员围坐在地图前，桌面上摆着高平、谅山一带的地形图。图上山岭密集，道路稀少，几条公路却牵动着大部队的进退。
张序登提出，第一阶段要在三至五天内，歼灭越军346师所属部队以及地方武装，总数约一万五千人。话音落下，屋里没有人接话。
这不是简单的数字。
当时的高平省多为山地、丛林和岩洞，越军长期经营，既有固定阵地，也有分散在乡村和山口的地方武装。谅山则是越南北部的重要交通节点，距离中越边境约18公里，向南通往河内。两地一旦被控制，越军北部防线便会受到严重冲击。
41军承担的方向，正是高平和谅山一线。广州军区在前期判断中，曾研究过平孟、龙邦、岳圩等多个进军方向。到1979年1月，作战方案逐渐明确：以平孟、龙邦方向向高平突进，121师和123师主力负责主要攻击，123师168团在龙邦一带实施牵制。
看起来路线已经清楚，真正困难却在于如何把分散的越军切开。
侦察显示，越军346师的兵力部署相当分散。朔江、河安、班庄、茶灵等地各有部队驻守，重庆方向还有地方团，沿线另有独立营和公安部队。346师师部位于高平，前线指挥机关设在河内，整个防区铺得很宽，却缺少足够的机动力量。
这既是弱点，也是陷阱。
越军可以凭借熟悉地形进行迟滞和袭扰，一旦中国军队深入山地，补给、通信和部队协同都会面临压力。41军如果只盯着某一个据点，很可能打成逐点争夺；若过早分兵包抄，又可能被山地和小股部队拖住。
因此，军内曾出现几种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先打掉朔江、莫隆、茶灵一线的前沿部队，再视情况推进；有人认为应集中力量夺取茶灵附近的交通要道，为装甲部队打开通路；还有人提出大纵深包围，争取一举围歼高平守军。
每种方案都有道理，也都有风险。
异国山地作战，情报不可能像纸面地图那样完整。越军又有地方武装配合，后方道路随时可能遭到破坏。兵力如果拉得过长，前后之间便容易出现空隙。张序登面对这些争论，没有回避困难，而是把任务拆成了突击、穿插、侦察和阻断几个部分。
会议上，有人低声说：“这个目标，时间太紧。”
张序登回答：“任务已经明确，关键看各部能不能把协同做实。”
根据部署，121师和123师部分部队要向敌后穿插，切断高平守军南撤道路；装甲部队须与步兵协同推进，争取控制董赛、扣屯等关键位置；侦察分队则要提前进入指定地域，及时掌握越军动向。
计划中，部分穿插路线长达八十至一百公里，要求部队在很短时间内抵达。纸面上的速度，放到崎岖山路上便完全是另一回事。坦克需要道路，步兵需要突破，工兵要清除障碍，炮兵还必须跟上射击保障，任何一环出现迟滞，都会影响整体行动。
2月13日，41军参战部队开始向前沿开进。部队规模超过四万人，步兵、坦克、火炮和工兵分路展开。362团向念井方向推进，121师主力准备沿莫隆、通农一线向班庄、董赛实施穿插，力图切断通往高平的三号公路。
另一方向上，122师加强炮兵和坦克力量进攻朔江，争取迅速解决守军。123师部分部队配合坦克向扣屯方向前出，准备堵住退路；龙邦一带则以佯动牵制茶灵守军，避免其迅速增援主要战场。
战斗真正展开后，原定节奏很快受到冲击。越军特工和地方武装不断袭扰，山路狭窄，桥梁和道路状况复杂，部队难以保持预定速度。原计划数小时完成的行动，有的用了三十多个小时，有的超过两天，个别部队尚未到达位置便与越军交火。
这时，前线指挥员没有继续机械执行原案，而是根据侦察和战斗报告调整部署。能够提前到达的部队先行建立阻击阵地，暂时受阻的部队改用分段推进，装甲部队则在道路条件允许的区域集中使用。所谓“口袋”，并不是一次合拢，而是在不断补缺中逐步收紧。
“先把退路堵住，不能只顾眼前阵地。”这是当时反复强调的作战要求。
高平方向的战斗并未在几天内简单结束。越军依托山地和据点顽强抵抗，局部战斗反复发生。41军虽然在作战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但部队也付出了伤亡，部分预想中的快速穿插没有完全实现。
至于标题中的“一万五千人”，更准确地说，它是战前会议提出的阶段性歼敌目标，并不等同于一场战斗结束后的精确统计。会场鸦雀无声，真正反映的是指挥员对任务分量的清醒判断：在兵力、地形、情报和时间都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数字背后，都是部队必须承担的现实压力。
高平、谅山方向的作战持续牵动整个战区。对41军而言，地图上的几条线，最终都变成了山路、阵地和一场场需要临机处置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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