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坟冒青烟

我爷爷活了六十七岁,走的时候是夏天,麦子刚收完。

他倒在晒场上,手里还攥着木锨。那天太阳毒,晒场上的麦粒被翻得金黄,他弯腰去铲最后一堆,人就那么栽下去了。村里人说是心梗,前后不到十分钟。我奶奶赶到的时候,他身子还热着,可人已经没了。

出殡那天,村里的老刘头站在人群里,咂着嘴说:“老赵家这是祖坟冒青烟了,活到六十七,够本了。”

我那时候十二岁,不懂什么叫“够本”。六十七岁就够本了?隔壁王奶奶活到八十三,不是更够本?我问奶奶,奶奶正在灶上蒸馒头,手上沾着面,头也没抬,说:“你爷爷能活到六十七,已经是捡来的了。他小时候出过天花,差一点没活下来。后来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饿得啃树皮,能撑过来命硬。你看看老刘头,他儿子才四十九就走了,那才叫亏。”

我不说话了。老刘头的儿子我记得,在镇上开拖拉机,翻到沟里,人拉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老刘头白发人送黑发人,站在村口,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魂,嘴里翻来覆去念叨着一句话:“才四十九啊,才四十九啊……”

我爷爷六十七,在村里确实算“喜丧”。送葬的队伍里,没人哭得死去活来。我奶奶坐在堂屋里,招呼来客喝茶吃糖,脸上甚至带着笑。她说:“你爷爷这辈子,值了。生了五个孩子,养大了四个,看到了孙子孙女,没瘫在床上让人伺候,走得痛快。这还不值?”

那时候我觉得,六十七确实挺值的。

后来我长大了,进了城,在城里安了家。每年回老家,都能听到一些消息。谁家的老人走了,谁家的中年人查出了病,谁家的孩子出了意外。我渐渐发现一个规律:村里那些走得早的,往往不是最老的,而是那些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他们像是被什么掐断的,正当年的时候,忽然就没了。

我二叔,五十三岁走的。肺癌。他抽了一辈子烟,每天两包,手指头都熏黄了。查出病的时候是中期,医生说还能治,他摆摆手说不治了,浪费钱。从查出病到走,不到四个月。走的那天晚上,他把我叫到床边,跟我说:“你爷爷六十七走的,我五十三,比你爷爷少活了十四年。这十四年,算是被你爷爷借走了。”

我说:“二叔你别胡说。”

他笑了笑,说:“不是胡说。人这一辈子,能活多久是有数的。你爷爷那辈人,年轻时候吃苦,身体底子打得好,所以能撑到六七十。我们这辈人,年轻时候没吃那么多苦,可后来抽烟喝酒熬夜,一样没落下。底子不如他们,折腾却比他们多。能活到六十,就算祖坟冒青烟了。”

我二叔走的那天,天下着小雨。送葬的时候,村里人站在路边,有人小声说:“老赵家这是怎么了?一个接一个的。”另一个说:“五十三,太年轻了。现在的人怎么这么不经活?”

我站在坟前,看着新挖的土坑,想起二叔的话。五十三,确实年轻。可村里像他这个年纪走的,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光是我知道的,最近五年,村里四五十岁走的人,一只手数不过来。有得病的,有出意外的,有自己不想活的。每一个走的时候,村里人都会说一句“太年轻了”,然后过几天,就忘了。

再后来,我爸也走了。他六十二岁,脑溢血。那天早上他还在院子里浇花,中午吃饭的时候,筷子掉在地上,人就歪了。送到医院,医生说出血量太大,救不了。从发病到走,不到六个小时。

我爸六十二。我爷爷六十七。我二叔五十三。我爸比我爷爷少活了五年,比我二叔多活了九年。我站在我爸的灵前,忽然觉得,我们家好像有一道看不见的线,每个人都在这条线附近徘徊,没有人能跨过去太远。

我爸走后的第三年,我大伯也走了。七十一岁走的,算是我们家这辈人里活得最长的。走的时候是在睡梦里,没病没灾,就是老了,器官不行了。早上我大娘叫他起床,叫了半天不应,一摸,人已经凉了。

大伯的丧事上,村里人都说:“老赵家终于出了个活过七十的,祖坟冒青烟了。”我站在旁边听着,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七十一岁,在城里,很多人还在跳广场舞、接送孙子、到处旅游。可在我老家,七十一已经算是高寿了,已经算是“祖坟冒青烟了”。

我大娘坐在灵堂里,抹着眼泪说:“你大伯这辈子,能活到七十一,我知足了。你看看隔壁老李,才五十八就走了,走的时候还在工地上搬砖。还有东头的张婶,六十三走的,走的时候嘴里还念叨着没看到孙子上大学。跟他们比,你大伯是赚了的。”

我点点头。我知道她说得对。在老家,活过七十的人,确实不多。大部分人在六十到七十之间就走了。走的时候,有的还在干活,有的还在操心,有的还在为儿女攒钱。他们这一辈子,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停下来过。

大伯走后的那年冬天,我回老家过年。除夕晚上,我一个人走到村后的山坡上。山坡上有一片坟地,是我们赵家的祖坟。我爷爷、二叔、我爸、大伯,都躺在这里。我站在坟前,看着那些墓碑。墓碑上刻着名字和生卒年月。我一个个看过去,发现一个事实。

我爷爷,六十七。我二叔,五十三。我爸,六十二。我大伯,七十一。四个男人,没有一个活过七十五。平均下来,六十三岁多一点。

我想起小时候,我爷爷抱着我,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跟我说:“等你长大了,爷爷就老了。人老了就要走,这是规矩。”我那时候不懂,问他:“爷爷你去哪?”他笑了笑,说:“去地下找你太爷爷。”

我太爷爷活了多久?我问我爸,我爸说他也不知道。只知道我太爷爷走的时候,我爷爷还小,大概也就五十来岁。五十来岁,在那个年代,也许还算正常。可放到现在,五十来岁走,那就是“英年早逝”。

我站在山坡上,冷风吹过来,坟头上的枯草沙沙响。我想,我爷爷说得对,人老了就要走,这是规矩。可这个规矩,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刻度。我太爷爷那辈人,能活到五十就算不错了。我爷爷那辈人,能活到六十就知足了。我爸这辈人,六十二就走了,大家觉得可惜。到了我这辈人,如果六十二走,那大概就是“太年轻了”。

可不管哪个时代,大多数人,都活不到那个被定义为“长寿”的年纪。报纸上天天说,现在人均寿命七十八了,八十二了。可那是平均数,被那些活到九十多、一百多的老人拉上去的。在我老家这个村子里,人均寿命可能连六十五都不到。那些四五十岁走的,那些五六十岁走的,他们把平均值拉下来了。可没人统计他们。他们死了就死了,像麦子割了一茬,谁还记得上一茬长什么样。

我从山坡上下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村里家家户户亮着灯,鞭炮声此起彼伏。我走回老屋,推开门,我妈正在包饺子。她六十五了,头发白了一半,腰弯了,可还在忙。她看到我进来,说:“洗手吃饭。”

我坐下来,看着她擀皮、包馅,动作麻利。她一边包一边念叨:“你爸要是还在,今年也六十五了。他走那年才六十二,太早了。你说他这一辈子,也没享过什么福,就爱喝口酒,抽根烟,还被我管着。现在想让他喝,也没人喝了。”

我说:“妈,你别说了。”

她说:“我不说了。我就是想他。”

我低下头,眼泪掉进碗里。我想起我爸走那天早上,他站在院子里浇花,阳光照在他身上,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说:“起来了?”我说:“嗯。”然后就进屋了。那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两个字。起来了。

三个小时后,他就没了。

我吃完饺子,帮我妈收拾碗筷。她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的春晚,没一会儿就睡着了。我给她盖上毯子,关了电视。屋子里安静下来,只有墙上的钟在嘀嗒嘀嗒地走。

我坐在那里,听着钟声,想着我爷爷、我二叔、我爸、我大伯。四个男人,四座坟,四个没有活过七十五的人。我想起村里人说的那句话——“祖坟冒青烟”。以前我觉得这话是夸人活得长,现在我明白了,这话其实是说:能活到这个岁数,已经是意外了,已经是赚到了。

人根本就不会长寿。大部分人,活到六十、七十,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那些活到八九十的,是少数。那些活到一百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那些长寿老人,是被挑出来的、被报道的、被放在聚光灯下的。而那些悄无声息地死在五六十岁的人,才是沉默的大多数。

我今年四十五了。按我们家的“规矩”,我还有十几年。如果我能活到六十,那就是赚了。如果能活到六十五,那就跟我爸差不多了。如果能活到七十,那我就是我们家这辈人里活得最长的。

我不怕死。我只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到我还没反应过来,我爸就已经走了三年了。快到我还记得我爷爷抱着我在槐树下讲故事,可我爷爷已经走了三十多年了。快到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可我知道,肯定不会太久。

那天晚上,我梦到了我爷爷。他还是那个样子,穿着灰布褂子,蹲在院子里抽旱烟。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他没看我,只是说:“来了?”

我说:“来了。”

他说:“你爸呢?”

我说:“走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走了也好。他这辈子不容易。”

我说:“爷爷,你活了六十七,我爸活了六十二。我能活多久?”

他转过头看着我,笑了。他说:“你活多久,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只管活着,活一天算一天。别想那么多。想多了,反而活得短。”

我醒了。天已经亮了,窗外有鸟在叫。我坐起来,看着窗外。阳光照进来,照在墙上,照在我妈的旧照片上。我妈年轻时很美,我爸站在她旁边,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我下了床,走到院子里。我妈正在浇花,跟我爸当年一样。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起来了?”

我说:“嗯。”

她说:“锅里有粥,趁热吃。”

我走进厨房,盛了一碗粥,坐在院子里慢慢喝。阳光暖暖的,风轻轻的,我妈在浇花,水珠落在叶子上,亮晶晶的。我想,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我又多活了一天。

至于能活多久,随它去吧。能活到六十,就谢天谢地。能活到七十,那就是祖坟冒青烟了。

我喝完粥,站起来,帮我妈收拾院子。她说:“你回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我说:“不急。我再待两天。”

她说:“你待着干嘛?我又不用你陪。”

我说:“我就想待着。”

她没再说话,低头继续浇花。我站在她旁边,看着那些花。我爸种的花,她养了三年,养得比我爸在的时候还好。月季开了满枝,红的粉的,热热闹闹的。

我想,这就是活着。活一天,浇一天花,喝一碗粥,陪一个人。至于能活多久,那是老天爷的事。我能做的,就是把今天过好。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