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坐镇空军，常提王辉球名字：他认可，我就放心！

1949年冬，北京，军委空军政治部刚开始运转，王辉球面对的是一摊新工作：部队来源复杂，人员思想不一，飞行与地勤专业性很强，政治工作不能照搬陆军经验。刘亚楼把他找来长谈，真正看重的，正是这位老战友在复杂环境中抓方向、抓落实的本事。

刘亚楼说：“要像红二师时那样，把政治工作响亮起来。”话不长，分量却很重。空军是新组建的军种，既要迅速形成战斗力，也要建立相应的组织制度。王辉球没有急着表态，而是从干部情况、部队传统和实际困难入手，逐项摸底，再安排工作。

两人的交情，要追溯到长征时期。那时，刘亚楼担任红二师政委，王辉球在宣传部门工作。部队行军打仗，宣传队并非只负责写标语、作报告，侦察、鼓动、传达命令，样样都要参与。腊子口战斗前后的一次意外，更能看出王辉球的处置方式。

毛泽东曾到红二师前进指挥部了解情况。土地庙里人手不多，外面却有一群藏兵逼近。刘亚楼命令鸣枪示警，并特别交代不要造成伤亡。王辉球带着宣传队员呐喊前出，枪口朝天，既把对方逼退，也避免了无谓冲突。这种分寸感，后来成为他做政治工作的鲜明特点。

长征后期，宣传队员得到羊皮背心，羊毛朝外，样子颇为特别。当地百姓称他们是“猴子兵”。到了哈达铺，队员们又穿上列宁装，腰间佩枪，精神头更足。休整期间，大家想买只羊改善伙食，王辉球去找邓小平说明情况。邓小平答应后，让警卫员拿钱解决。

这类小事看似寻常，却反映出当时部队内部的关系。干部不是高高在上的旁观者，战士的生活疾苦、情绪变化，都要有人过问。王辉球的工作风格不张扬，却很细密，往往从一件小事里把队伍的心气聚起来。

还有一件事，后来被反复提及。宣传队外出时，王辉球偶然看到敌方报刊，其中有关于陕北刘志丹活动的消息。他知道毛泽东重视报刊资料，便设法把报纸带回去。关于报纸的具体名称，后来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人提到《扫荡报》，也有人说是在邮政代办处发现《大公报》。可以确认的是，敌方报刊所载情报，为判断外部情况提供了参考。

王辉球的婚事同样带着那个年代的特点。1943年，他在冀鲁豫军区工作，时年32岁。杨得志、苏振华等人见他长期没有成家，便替他和饶子春牵线。两人正式相处的时间很少，甚至刚办完婚事，部队就因敌情转移，新婚之夜也在行军中度过。

“老王，该解决个人问题了。”杨得志半开玩笑地说。

王辉球没有准备贵重礼物，只花一块大洋买了几袋花生，让干部战士一起吃。朴素，却符合战地生活的实际。婚后不久，他又患上严重疟疾，病情一度危重。经过救治和休养，他在1944年初前往延安，边恢复身体，边参加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辉球继续投入解放战争。长期基层经历，使他熟悉部队组织、干部和宣传工作之间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军委空军政治部工作，面对的是一个技术兵种从无到有的建设任务，政治工作必须服务于训练、管理和作战准备，不能停留在口号层面。

刘亚楼性格外露，办事果断，王辉球则沉稳谨慎。两人脾气不同，工作上却形成了互补。空军党委讨论问题时，刘亚楼常说：“王辉球认为行，我就放心。”这不是客套，而是多年共事后形成的信任。

有一次，刘亚楼对一项工作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尽快纠正。王辉球组织调查，逐项核实，连夜写好反馈材料。秘书担心首长已经休息，劝他第二天再送。王辉球只说：“不行，马上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