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1日，北京，人民空军正式宣告成立。站在刘亚楼身边的，不只是几位名义上的副手，而是一套刚刚搭起的领导班子：政委肖华，副司令员常乾坤、王秉璋、刘震、徐深吉。
这个班子的分工，恰好对应了人民空军创建初期最棘手的几道难题：部队思想如何统一，飞行人才从哪里来，装备和后勤怎样保障，空战部队如何走上战场，地面指挥和防空体系怎样建立。
当时的空军，确实谈不上底子雄厚。人民解放军长期以陆军作战为主，航空力量分散，飞行员数量有限，机场、航校、维修机构也不完备。新中国成立后，国土防空任务迅速摆到面前，靠几支零散航空队显然无法承担重任。
肖华承担的，正是统一思想、整合队伍的工作。空军干部和战士来自不同部队，既有长期从事陆军作战的人员，也有原国民党空军起义、投诚人员，还有从各地选调来的青年学员。经历不同，习惯不同，难免产生隔阂。
肖华没有把政治工作停留在会议和文件上，而是深入部队，推动组织建设、纪律教育和干部团结。空军是技术兵种，飞行员、机械师、地面指挥员各有专业要求，政治工作既要讲原则，也要处理实际问题。1950年，肖华调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吴法宪接任空军政治委员，继续承担部队思想和组织保障工作。
有意思的是，人民空军成立之初，最紧缺的并非口号，而是懂航空的人。
常乾坤是这方面的关键人物。他早年留学苏联，接受过航空专业训练，既懂飞行，也熟悉航空教育和技术管理。空军组建后，他参与筹建航校、整顿机场、培养飞行和地勤人员。没有成熟教材，就组织力量编写；缺少教员，就从现有航空人员中调配，并吸收起义、投诚人员中的技术骨干。
1950年前后，人民空军先后建立多所航校，训练体系由此逐渐成形。这个过程并不轻松，设备不足、教员有限，教学标准也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常乾坤后来长期参与空军建设，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经历，使他成为连接训练、作战与技术管理的重要人物。
王秉璋所面对的，是另一种看不见的压力：飞机能不能持续飞，往往取决于发动机、燃油、零件和维修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航空装备主要依靠外部援助和有限的缴获、接收装备，型号复杂，保障难度很大。
空军作战不是把飞机送上天就算完成任务。零件供应慢了，训练计划就会被打乱；维修力量不足，飞行安全便没有保障。王秉璋参与了航空工程、装备保障和后勤建设，推动机场、修理厂及供应体系逐步建立。对当时的空军而言，这些工作不显眼，却决定着部队能否形成持续战斗力。
刘震的长处，则在于带兵打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空中力量建设被迫进入实战检验阶段。刘震担任志愿军空军领导工作，面对的是训练有素、实战经验丰富的美国空军，而中国飞行员大多刚刚起步。
差距摆在眼前，不能靠回避解决。刘震重视作战训练、编队协同和战术总结，要求飞行员在有限条件下尽快熟悉空战规律。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逐步积累经验，年轻飞行员从不敢接敌，到能够编队升空、组织突击，变化并非一朝一夕。
1951年以后，志愿军空军多次与美军航空兵交战，空四师等部队在实战中取得战果。“米格走廊”之所以受到重视，正是因为那里成为中朝方面航空兵活动和防护的重要空域。刘震的作用，不只是指挥某一场战斗，更在于把一支缺乏实战经验的部队带进了现代空战的大门。
徐深吉负责的领域，常常不如空战场面引人注目，却是空军不可缺少的基础。雷达、通信、气象、机场和地面警戒，构成了空中作战的支撑系统。没有这些环节，飞行员即使技术过硬，也难以及时发现目标，更难形成有效指挥。
新中国初期，雷达设备和通信器材数量有限，技术人员也不足。徐深吉参与推动地面保障力量建设，重视机场体系、雷达站和指挥机构的完善。空军由单纯依靠飞行部队，逐渐转向飞行、地面警戒、通信指挥和防空力量协同运行。
刘亚楼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庞杂局面。肖华抓思想和组织，常乾坤抓训练与参谋工作，王秉璋抓装备保障，刘震抓作战指挥，徐深吉抓地面体系。五位副手各有侧重，又必须彼此配合，少了任何一环，空军建设都可能出现明显短板。
有人曾问：“这么短时间就要上战场，能行吗？”当时的回答并不复杂：“边建设，边作战，在作战中提高。”这不是轻率，而是当时形势下不得不采取的办法。人民空军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分散到成体系的转变。
这套领导班子存在的时间并不算长，成员后来也陆续承担了新的职务和任务，但他们在空军创建初期留下的分工脉络十分清楚：肖华、吴法宪先后负责政治工作；常乾坤、王秉璋、刘震、徐深吉则从训练、装备、作战和地面保障等方面，共同协助刘亚楼搭起了人民空军最初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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