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根本就不会长寿！大部分人，活六十、七十，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上大学|女儿|孩子的孩子|结婚|远房亲戚|阎王爷

六十七

陈素芬是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那个笔记本的。

母亲走得很突然。六十四岁，心梗，凌晨三点在睡梦中没了呼吸。前一天晚上还在电话里跟她说“下周包荠菜饺子，你回来拿”，第二天早上就躺在殡仪馆的冷柜里，脸上的皱纹都还没舒展开。陈素芬跪在灵堂前烧纸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反复转着一个念头——她一直以为母亲会活到八十多岁，会看见她女儿上大学，会拄着拐杖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晒太阳。

可母亲没有。母亲只是在她四十五岁这一年，突然就停止了。

母亲住的老房子在虹口区，一室户，三十六平米，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陈素芬站在母亲的房间里，看着那张单人床、那个五斗橱、那台老式缝纫机，觉得自己好像第一次真正看见母亲的生活。她以前来，总是坐一会儿就走，说不了几句话，手机就响了，工作、女儿、丈夫，总有事情在催她。母亲每次都送她到弄堂口，手里拎着大大小小的保鲜盒，里面是红烧肉、腌笃鲜、青团，或者一坛她自己腌的咸菜。母亲总说：“你忙你的，不用老来看我。”陈素芬也就真的很少来了。

五斗橱最下面那层抽屉里，母亲的东西放得整整齐齐。毛线团按颜色码好，旧衣服叠成方块，用橡皮筋扎着。抽屉最里面有一个铁皮盒子，生了锈，盒盖上印着褪色的牡丹花。陈素芬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摞纸和几个笔记本。有母亲的退休证，有她小学时写给母亲的贺卡——纸已经发黄了，上面歪歪扭扭画着一颗爱心。还有一本蓝皮笔记本，封面上用圆珠笔写着四个字：六十七岁。

陈素芬翻开。

第一页上列着一串名字和数字。她认出了几个——外婆，六十七岁；外公，六十三岁；爷爷，五十九岁；奶奶，六十一岁。往下还有更多名字，有些她不认识，有些她隐约记得是远房亲戚。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个数字，没有一个人超过七十岁。最后一页，数字停在六十四。旁边是母亲的字：我自己，六十四岁，卒。

陈素芬的手开始发抖。

她把笔记本翻到前面。母亲在每一个名字旁边都写了几行小字。外婆那一条写着：突发脑溢血，凌晨上厕所时倒地，没等送到医院就没了。爷爷那一条写着：胃癌，发现时已晚期，从确诊到走只有四十天。父亲那一条——陈素芬的外公——写着：心梗，在工厂上班时倒在车床旁边，手里还攥着扳手。

陈素芬看着那些字，觉得有什么东西正在一点点崩裂。她一直以为人的寿命是慢慢用尽的，像一条河逐渐干涸，从八九十岁退到六七十，再退到生命的终点。她以为大多数人都会活到很老，老到忘记自己的年龄。可母亲用这个小本子告诉她——不是的。大多数人，活到六十、七十，已经是从阎王爷指缝里漏出来的了。

她坐在母亲那张硬板床上，把笔记本从头翻到尾。母亲记录了一百多个名字，亲戚、邻居、同事、朋友。陈素芬数了一下，活过七十岁的只有三个，最高龄的一个七十三岁，是母亲年轻时在纺织厂的一个工友，那人在七十三岁那年摔了一跤，骨折后卧床不起，三个月后走了。

大部分名字后面的数字，都停在六十上下。

陈素芬忽然想起一件事。母亲在她这个年纪——四十五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她翻出手机里的旧照片。有一张是母亲四十五岁那年在厂里拍的，穿着工作服，头发扎在脑后，脸上没什么表情，可眼睛很亮。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1998年，厂里要裁员了，我得挺住。

那年母亲四十五岁，陈素芬刚考上大学。她记得母亲那时候很瘦，每天五点起床，赶六点的第一班公交车去纺织厂，晚上七点多才到家。后来厂子果然倒闭了，母亲在四十七岁那年下了岗，去超市当理货员，去饭店洗碗，去做钟点工。她从来不说累。

陈素芬往下看笔记本。母亲在“我自己”那一页写了很长一段话。那字迹比前面的潦草，像是后来补上去的，墨水颜色也不一样，是蓝色的圆珠笔，颜色更深。

“素芬：你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妈已经不在了。妈这辈子没什么文化，也没给你留下什么钱。这个本子，是妈从四十五岁开始记的。那年你外婆走了，六十七岁。我忽然觉得不对，就翻家里的老户口本，一个一个查，一个一个人问。查着查着我明白了——我们这一家子，好像就没有长寿的命。你外婆家那边，你外公家那边，上上下下几代人，活过七十的就没几个。后来我进了厂，又查了工友的，查了邻居的，都一样。那时候我就跟自己说，妈可能活不到七十，你也就别指望了。所以妈把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过。把你养大，看你结婚，看你生孩子，妈已经很知足了。”

“你以后要好好的。别老加班，别不吃饭，别跟小李吵架。笑笑还小，多陪陪她。对了，妈在缝纫机下面藏了一张存折，密码是你生日。不多，但够给笑笑交一年学费的。别哭，妈这辈子没白活。”

陈素芬把笔记本贴在胸口上，哭得整个人缩成一团。

她想起很多事。想起母亲五十九岁那年，她带母亲去体检，医生说母亲血压高、血糖高，要按时吃药。母亲笑着说“没事，人老了都这样”。第二年陈素芬又带她去，母亲推脱说忙，不想去。后来陈素芬就不提了。她以为母亲只是怕花钱，现在她才明白，母亲是在回避那个本子上的数字。

她想起母亲六十三岁那年冬天，有一天忽然打电话给她，说想跟她一起去看场电影。陈素芬说周末太忙了，下次吧。母亲说好，下次。可那个下次再也没有来。母亲六十三岁生日，陈素芬买了一个蛋糕过去，母亲看着那个数字“63”的蜡烛，愣了一会儿神，然后说：“这把年纪了，还过什么生日。”陈素芬当时没在意，现在想起来，母亲那天的眼睛有点红。

陈素芬把笔记本带回了自己家。那天晚上她失眠了。她躺在床上，旁边是熟睡的丈夫，隔壁房间是十三岁的女儿笑笑。她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个本子上的数字。她今年四十五岁。按母亲的说法，她可能也只有二十年的光景了。

二十年。她今年四十五，如果活到六十五，那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够干什么？笑笑现在十三岁，六十五岁的时候，笑笑三十三岁。她能看到笑笑大学毕业，也许能看到笑笑结婚，但大概率看不到笑笑的孩子的孩子。她还有一份做到老也做不完的工作，一个每个月要还两万块房贷的房子，一个每天都要吵几架的丈夫。她忽然觉得自己一直在跑，跑得气喘吁吁，可赛道尽头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她请了假。她做了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去了一趟虹口区图书馆，翻旧报纸。

她想查清楚，母亲那个本子上的数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她在图书馆待了三天。她查了上海历年的人口平均寿命统计表，查了不同年代的死亡率数据，查了所在街道的老居民健康档案。她越查越心惊。母亲那个本子，虽然是个人的记录，却精确地反映了一个事实——大多数普通人，尤其是她母亲那个年代的人，活到六十岁、七十岁，已经是人生的终点线了。能活过七十五岁的，是少数；能活过八十岁的，是极少数。

陈素芬想起电视里那些精神矍铄的百岁老人，想起新闻里“上海百岁老人数量创新高”的标题，想起那些养生节目里侃侃而谈的“活到一百二十岁”。她一直以为那是常态，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未来。可现在她知道了，那只是极少数人的幸运，被媒体放大成了所有人的幻觉。

她翻到母亲笔记本最后那页。母亲在数字“六十四”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圈，圈里写着一个字：够。

陈素芬看着那个字，忽然明白了。母亲知道自己活不了太久，所以母亲把每一天都过得很满。母亲在纺织厂倒闭后，打了三份工，攒钱给陈素芬上大学；母亲在陈素芬结婚的时候，把攒了一辈子的十万块钱给了她，说“别委屈自己”；母亲在笑笑出生后，每天从虹口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到浦东，就为了给她做一顿晚饭，再赶末班车回去。母亲做的每一件事，都在那个“够”字的范围里，拼了命地往前跑。

因为她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

陈素芬那天晚上回家，给笑笑做了一顿晚饭。她已经很久没有做饭了，平时都是叫外卖，或者让丈夫下班路上带点东西回来。她炒了一盘西红柿鸡蛋，一盘青椒肉丝，烧了一碗紫菜蛋花汤。笑笑放学回来，看见桌上的菜，愣了一下：“妈，今天什么日子？”

“没什么日子，”陈素芬说，“就是想做饭了。”

笑笑坐下来，夹了一筷子鸡蛋，嚼了两口：“好吃。”

陈素芬看着女儿。十三岁，正是最好的年纪。她忽然想问笑笑一个问题——你知道人一般能活多久吗？但她没有问。她想，也许笑笑这一代不一样了。也许她们能活得更久，活到八十岁、九十岁。但也许不。

她翻出母亲那个笔记本，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用母亲那支蓝色圆珠笔，写下了一行字：“陈素芬，四十五岁，还在。”

她又想了想，在后面加了两个字：“活着。”

那天之后，陈素芬的生活似乎没什么变化。她还是每天上班、加班、接电话、开会、还房贷。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她开始每周给笑笑做三顿饭，开始每个月带笑笑去看一场电影，开始每年带笑笑出去旅行一次。她不再等“以后”了。她不知道“以后”有多长，她只知道今天还在。

她也开始在母亲的笔记本上记录。她写下了自己身边那些逝去的人——去年走的老张，六十一岁，肺癌；前年走的王姐，五十八岁，车祸；上个月走的李阿姨，六十七岁，中风。她一笔一划地记着，像母亲那样。

有一天笑笑看见了那个本子，问她这是什么。

陈素芬犹豫了一下，然后把本子递给了女儿。

“这是外婆留下来的，”她说，“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