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参与修撰正史的女性。
她的父亲班彪写了《史记后传》，哥哥班固写了《汉书》，班固死在狱中之后，班昭奉汉和帝之命进入东观藏书阁，续写了《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我们今天读到的《汉书》，最后一部分是她完成的。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听她讲解，曾跪在藏书阁外。她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收徒授业的女教师，宫中皇后贵人“师事”于她，尊称“曹大家”。
这样一个女人，晚年写了一部七篇、一千六百字的私书，叫《女诫》。
一封写给女儿的信
《女诫》不是一部公开出版的著作。班昭在序言里写得很清楚：她晚年病重，担心几个女儿“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于是“间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
意思是：我快死了，女儿们要嫁人了，我没教过她们做媳妇的规矩，怕她们到了婆家丢人，连累娘家。所以写下这七条，你们每人抄一份。
班昭写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守寡四十多年。她十四岁嫁给同郡的曹世叔，丈夫早卒，她终身没有再嫁，“有节行法度”。序言里有一句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话：“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
四十多年，战战兢兢。这是一个寡妇在曹家活了一辈子的真实状态。她把这种状态写下来，告诉女儿：这就是你要过的日子，你要学会怎么过。
她在教女儿什么
《女诫》七篇，第一篇叫“卑弱”。
班昭引用了《诗经》里的一句话：“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璋是玉器，瓦是纺锤。男孩生下来给他玉器玩，女孩生下来给她纺锤玩。她说，这说明女人“卑弱下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做媳妇的要“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
第五章“专心”里有一句被引用了两千年的话：“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男人可以再娶，女人不能改嫁。理由写得很直接：“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
第六章“曲从”说的是怎么对待公婆。公公婆婆说你对，你要听；说你不 对，你也要听。“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
这些话在今天读来，每一个字都让人觉得窒息。但放在班昭的处境里，需要追问一个问题：她写这些话的时候，想的是什么？
班昭生活的东汉，对女性的要求已经在急剧收紧。西汉时女子改嫁是常事，但到了东汉，《白虎通义》明确规定女子必须从一而终。被休弃的女人，幸运的能改嫁，不幸的只能自尽。班昭写“妇无二适之文”，不是在发明一条新规矩，是在确认一条已经存在的规矩，然后告诉女儿：这条规矩你逃不掉，所以你要学会怎么在它下面活下来。
有学者认为，班昭写《女诫》的动机是“保护”，她“想要女子活下去，即使低到尘埃”。她给出的生存策略是把自己放低，低到没有人觉得你碍事。
但这个判断对不对，可以争论。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班昭写《女诫》的时候，她自己是中国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她是邓太后的老师，邓太后临朝听政，“特许班昭参与政事”，班昭“经常出入宫中，成为太后高参”。她的儿子因为她的关系被封为关内侯。
一个站在权力核心的女人，在病中写下“卑弱第一”。
从私书到“女四书”
《女诫》被写成经典，是明代的事。
东汉时它只是曹家的私书。后来范晔写《后汉书》，把它收进了《列女传》，这是它进入正史的开始。唐代有人注，宋代朱熹重视它的女教作用，但真正把它推上“圣经”位置的，是明神宗朱翊钧。
万历八年，明神宗为《女诫》作序，说它“简要明肃”，可以作为“万世女则之要规”，然后“颁示中外”，让“庶民之家得以训诲”。这篇御制序从此成为《女四书》本《女诫》固定的组成部分，每翻到正文之前，先看到的是皇帝的话。
明末，江西人王相把《女诫》和另外三部女教书合刻为《闺阁女四书集注》，把班昭的《女诫》放在第一位。王相还改了一个字：他把第三章的章名从“敬慎”改成了“敬顺”。“敬慎”是谨慎，“敬顺”是顺从。一个字的改动，把一篇关于如何小心行事的女教文字，变成了一篇关于如何服从的训令。
从这一刻起，《女诫》不再是班昭写给女儿的一封信，它成了国家推行的一套女性行为规范。清代沿袭了这个做法，一直到民国初年，各地的私塾还在用《女四书》给女孩子启蒙。
这个过程，班昭本人没有参与。她死后一千多年，她的文字被从“母亲对女儿的私语”重新定义为“朝廷对天下女子的训令”。
那口锅该谁背
二十世纪初，批判的声音开始出现。
1907年，无政府主义者何震在《天义报》上发表《女子复仇论》，直呼班昭为“班贼”“昭贼”，抨击她“身为女子，竟惑于儒家之邪说，自戕同类”。胡适写了一篇《曹大家〈女诫〉驳议》，说：“你看这《女诫》的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是卑弱，怪不得几千年来，总没有女权的希望了。”
这些批判有它的历史语境。清末民初，女权运动刚刚兴起，需要找一个靶子。《女诫》被明清两代奉为女教圣经，班昭又是这套经典的第一作者，她自然成了最显眼的目标。
班昭写了那七篇文字，这是事实。但这些文字被从一封私信变成一部国家课本，被从“母亲的担忧”变成“王朝的律令”，中间隔了将近一千五百年，经过了范晔、朱熹、明神宗、王相无数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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