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已年过55岁，感到疲惫难以走进办公室，那么最近两项由公平工作委员会做出的裁决值得关注。上周，一项关于居家办公便利的裁决，不仅影响当代职场，更让人重新以更贴近现实的角度看待人类的局限。今年7月，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驳回了市政雇员史蒂文·波拉克的申请。他希望每周到办公室工作的天数从两天减至一天，理由是年过55岁的他，因工作相关的疲劳而难以承受通勤的压力。
委员会支持了雇主的立场，认为波拉克所在团队人员流动大，经验丰富的员工较少，因此要求他尽可能到岗是合理的业务需求。然而，仅仅三个月后，委员会做出了一项截然不同的裁决。63岁的维多利亚大学学生顾问米歇尔·达菲申请每周两天居家办公，称减少通勤能缓解疲劳，提高效率。大学拒绝了达菲的申请，理由是她需要与学生面对面沟通。尽管委员会认可大学的业务需求合理，但仍裁定校方应允许达菲每周一天居家办公，而她无需证明患有疾病。
为何如此？这反映了委员会思路的转变。委员会早已承认通勤对波拉克的精力消耗，如今更进一步接受：对于55岁以上的人，这种消耗令人疲惫不堪。因此，达菲希望获得一些缓解是合情合理的。当然，这种变化也可以被视为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裁量结果。或者，正如英国政治人物托尼·本所言：“年轻人无法真正理解老年时的精疲力竭。”看看过去3个月的美国新闻，或许足以让最青春洋溢的人变得无精打采。
或许有人向公平工作委员会的读书会推荐了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的《重力与恩典》。书中那句“任何关于民众的诗歌，如果不写到疲劳，就不是真实的”，可能促使人们在情感上重新投入现实主义的社会事业。没有比劳动仲裁机构更适合旗帜鲜明地反对虚假的诗意。公平工作委员会让劳动者的疲劳体验与陈旧管理文化中的荒谬神话发生更清晰的碰撞。
2016年和2021年的研究发现，睡眠问题及其白天后果在澳大利亚成年人中十分普遍。近半数澳大利亚成年人报告存在至少两种与睡眠相关的问题。2016年，29%的受访者表示，过去3个月的工作错误与睡眠相关疲劳有关。工作对此应负全责吗？未必。然而，1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一直工作到睡觉前。技术进步在过去十年中使工作更容易侵入私人生活。
澳大利亚计划于2024年推出的“离线权”立法，正是对工作与生活界限被严重侵蚀的回应。这种侵入剥夺了人们从压力中恢复的机会，对健康的影响早已得到充分认识，包括心血管压力增加、认知能力受损及感染疾病风险增高。世界卫生组织将职业倦怠定义为一种职业现象，而非医学问题，源于工作场所的压力，如长时间工作、时间压力、轮班、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和支持不足。
将这些问题置于劳动参与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就能理解公平工作委员会思路的演变。2000年，澳大利亚人的平均退休年龄约为53岁；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升至63.8岁。年龄增长不仅带来新的身体需求，也带来生活处境中的种种要求。达菲出生时，澳大利亚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不到三分之一，60岁以上女性的就业比例更低。到2020年，60岁至64岁的澳大利亚女性中，51.7%仍在工作，尽管她们出生时，人们几乎没有设想过她们会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于职场。
围绕照护责任、家庭义务和家务的性别化期待并未发生同样的变革。工作场所或许经历了显著变化，但围绕它的一切仍在缓慢前行。与此同时，管理文化仍困在一个百年前的模式中：它要求劳动者始终可见、便于监督，以是否在场而非是否高效来衡量表现，也不愿设想劳动者在工作之外还有其他责任。居家办公成为应对这种脱节的一种不完美的工具。尽管管理层抗拒改变，研究显示，在家工作的员工能够保持相当的生产率，缺勤率也更低。
对这种安排的主要批评是，居家办公可能进一步侵入本应独立于工作的时间和生活领域。个人和工会正努力推动能够回应员工需求、以员工为本的工作场所。雇主在公平工作委员会面前顽固抵制早该到来的范式转变，反而戳破了劳资关系中最古老的神话：劳动者没有价值。劳动者显然有价值。或许该有人为此写一首诗——前提是，我们没有累得要命。
作者：范·巴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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