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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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过两千多人以后，斋藤明美开始害怕了。她害怕的不是日本经济衰退，也不是少子老龄化，而是另一件事情——那些让她敬佩了一辈子的人，正在一个个离开人世。当最后一代“老派人物”谢幕以后，日本还会是原来的日本吗？

斋藤明美的《最后的日本人》（新潮社出版，2013年8月第一版）就是在这种不安中写成的。作者1956年生于高知县，曾做过高中教师、电视节目构成作家，后来担任《周刊文春》记者二十年。长期采访，让她不断追问一个看似简单却极难回答的问题：日本人到底是什么？

这不是国籍问题，也不是血统问题，而是人格问题。斋藤明美说，二十多年采访中，她常常被一种感觉击中：有些人身上还残留着她所相信的日本人的美德。忍耐、努力、信念、谦让、洁净、敬意、分寸感。那些东西不是挂在嘴上的道德标语，而是在一个人面对工作、面对名声、面对痛苦、面对死亡时自然流露出来的姿态。

因此，这本书写的并不是“名人录”。目录中的高峰秀子、吉行和子、双叶十三郎、绪形拳、石井好子、永六辅、山田太一、中村小山三、安野光雅、户田奈津子、水木茂、泽地久枝、伊东四朗、森英惠、岩谷时子、出久根达郎、佐藤忠男、松山善三、王贞治等人，职业各不相同，名望也不一样。有演员，有作家，有评论家，有翻译家，有漫画家，有电影人，也有一生守着一门手艺的人。他们的共同点，不是成功，而是有骨头。

高峰秀子是全书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斋藤明美后来成为高峰秀子夫妇的养女，写过多部有关高峰秀子的书。她看见的高峰秀子，不只是银幕上的大明星，更是一个把人生过得极其清醒、极其克制的人。高峰秀子不喜欢滥情，不喜欢讨好，不喜欢被名声绑架。她把生活整理得干净，把人际关系处理得清楚，把自己的尊严守得很严。

这种“严”，是老派人物的底色。老派人物并不一定温柔，也不一定好相处。他们有时固执，有时刻薄，有时沉默得让人难受。但是，他们心里有一把尺子。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时候该低头，什么时候绝不退让，他们分得很清楚。

今天的人往往把这种人叫作“不圆滑”。可在斋藤明美眼中，这恰恰是日本人曾经最可贵的地方。

战后日本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靠的不只是美国援助、经济政策和产业发展，也靠一代人在生活中保留下来的秩序感。约定要守，工作要做到位，受人之托要尽力，不能给别人添麻烦，不能轻易推卸责任。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伦理，支撑起了战后日本社会的信用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后的日本人”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概念。它不是说今天的日本人不配叫日本人，也不是说过去的日本人都高尚。斋藤明美真正忧虑的是，一种人格正在消失。一种知道忍耐的人格，一种懂得羞耻的人格，一种不把聪明当成最高价值的人格，一种在功成名就之后仍然懂得节制的人格。这种人格，正在被更快、更轻、更功利的时代一点点磨掉。

斋藤明美回忆自己写《最后的日本人》时，曾采访二十五位人物。后来，当她重读这些文字，许多人已经离世。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当年寻找的并不只是“最后的日本人”，也包括年轻时那个想弄明白“日本人是什么”的自己。

这就把一本人物访谈集变成了一本时代悼词。因为所谓“最后”，并不只是他们最后，而是一个时代的最后。

日本这些年一直在讨论“失去的三十年”。经济停滞、地方衰落、少子老龄化、政治世袭、社会疲惫，这些当然都是现实。但在这些宏大问题之外，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失去：日本人正在失去对人格的敬畏。

一个社会可以贫穷，但不能没有体面。一个国家可以衰退，但不能没有骨气。一代人可以失败，但不能没有羞耻感。斋藤明美笔下这些老派人物，正是这种体面、骨气和羞耻感的承担者。他们未必说教。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活着。高峰秀子守住清醒，绪形拳守住表演，水木茂守住童心，安野光雅守住想象，王贞治守住克制。每个人守住的东西不同，但他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日本式人格的标本。

在我看来，所谓“最后的日本人”，也许并不是最后一批人。他们更像一面镜子。照见日本曾经有过的样子，也照见今天日本正在失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