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老周家对门，阳台只隔着一条不到两米的过道。去年冬天，他把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领进家门时，我正在楼道里收快递。

女人拎着两个编织袋，头发烫成小卷，身子有些丰满，走路不快。老周替她把袋子提上楼，还回头跟我说：“以后家里有人做饭了，省得我天天吃挂面。”

那天晚上八点多，我听见他家传来碰杯声。

“慢点喝。”女人说。

“就两杯，睡得香。”老周笑着回答。

后来我才知道，女人叫桂芬，五十四岁，是老周请来的住家保姆。老周七十了，老伴走了六年，女儿在南方做生意，一年回来不了几次。桂芬每晚陪他喝两杯，几乎没有间断过。

他们用的是一只白底蓝边的小搪瓷杯。每次杯子碰到一起，都发出清脆的一声。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老周找了个伴。

我们这栋楼不大，谁家炒个菜，楼道里都闻得到。桂芬来了以后，老周家的灯总亮得早。早上六点半，桂芬会拎着垃圾下楼，顺手把老周的药盒放在窗台上晒一晒。晚上七点，厨房里会传出炒葱的声音。

有一回我在楼下买菜，桂芬正蹲在门口择豆角。她抬头看见我，说：“周师傅牙不好，豆角得炖软些。”

“你们每天都喝啊？”我随口问了一句。

她把坏豆角扔进垃圾桶，没抬头。

“他一个人吃饭没味儿。喝一点，饭能多吃半碗。”

我没再问。

老周以前是厂里的钳工，退休后脾气越来越怪。煤气阀门要检查三遍，门锁睡前要拧四下，谁把楼道的纸箱放在他家门边，他能念叨一上午。桂芬来了以后，他倒安静了些。

只是有时候，杯子碰得很重。

有天晚上十点多，我正洗脚，听见老周在门里喊：“钱我不是都给你了吗？”

桂芬说：“我是说下个月的药钱。”

“药钱怎么又多了？你是不是拿我的卡买别的了？”

过了一会儿，门猛地关上。蓝边搪瓷杯摔在地上的声音，隔着墙都听得清。

第二天早上，桂芬来敲我的门，问我家有没有透明胶。

她眼角有点红，手里拿着那只缺了一个口子的杯子。

“摔坏了？”我问。

“没坏，粘一下还能用。”

“要不换一只？”

她摇头，把杯子翻过来让我看。杯底有一行模糊的小字，像是哪个单位发的。

“他老伴留下的。”她说，“换了，他晚上不肯喝。”

我这才知道，老周的老伴姓李。李阿姨以前跟我们住一个单元，身体一直不好，最后两年几乎下不了床。老周那时候还在上班，白天上班，晚上回来给她擦身、喂饭。李阿姨临走前，家里剩下两只搪瓷杯，一只红边，一只蓝边。红边的后来摔了，只剩蓝边这一只。

桂芬用胶带把杯口缠好，边缠边说：“他嘴上硬，心里其实离不开这杯子。”

那阵子，老周的女儿周宁回来过一次。

她穿着一件黑色羽绒服，进门后先没看父亲，蹲下来翻抽屉。桂芬在厨房剁排骨，刀落在案板上，一下一下。

“卡呢？”周宁问。

“什么卡？”老周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你的工资卡。还有房本，放哪儿了？”

老周把电视声音调大。

周宁转身看桂芬：“你照顾我爸可以，别动他的东西。”

桂芬停下刀，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我没动。”

“我没说你动了。我只是提醒你。”

“你提醒得很清楚。”老周忽然开口，“人家来了半年，给我洗衣服做饭，陪我去医院。你回来第一句话就是找卡。”

周宁脸色变了。

“我不管谁管？她一个外人住在这里，你知道她每月拿多少吗？知道她有没有拿你钱吗？”

“我自己的钱，给谁是我的事。”

“你七十了，脑子还清醒吗？”

屋里一下没了声音。厨房里的排风扇嗡嗡响，桂芬把火关了，排骨汤的香味慢慢散出来。

吃饭时，周宁一口没动。她盯着桂芬给老周夹的那块肉，说：“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桂芬的筷子停在半空。

老周低头喝汤，过了一会儿才说：“她是来照顾我的。”

“只是照顾？”

“你想听什么？”

周宁站起来，椅子腿在地砖上划出刺耳的一声。她拿起包，走到门口又回头。

“爸，你要是把房子给她，我不会签字。”

老周没抬头。

“我没让你签。”

门关上以后，桂芬收拾碗筷。她把周宁没吃过的饭倒进小碗，盖上保鲜膜，放进冰箱。

老周坐在桌边，手指不停地摸那只缺口的杯子。

“她小时候不是这样的。”他说。

桂芬没接话。

过了一会儿，老周又说：“她妈病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天天往医院跑。后来考上大学，没去，说家里没钱。”

“她现在也有自己的日子。”桂芬说。

老周抬起头：“你替她说话？”

“我替你们都说两句。”

那天晚上，杯子只碰了一次。

没过多久，老周摔了一跤。

那天早上我去买油，刚走到楼下，就看见桂芬站在药店门口，手里拿着手机，脸色发白。她说老周起床时头晕，摔在卫生间门口，额头磕破了。

我跟她一起上楼，把老周送到医院。检查结果不算严重，但医生说血压太高，不能喝酒，也不能一个人住。

周宁下午赶了回来。

她站在病床边，盯着父亲手背上的针头，半天没说话。老周醒来时，看见她，第一句还是：“家里蓝边杯别扔。”

周宁低声说：“知道。”

桂芬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脚边放着一个旧布袋。医生说住院费先交三千，她从布袋里拿出银行卡，递给周宁。

周宁没接。

“你先垫上。”桂芬说，“这是我自己的钱。”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周宁抿着嘴。

桂芬看着她，说：“你放心，我不会拿你爸的房子，也不会拿他的养老钱。我来这里是为了挣钱，也因为他一个人过得不像个日子。你不用谢我，按月结账就行。”

周宁的眼圈慢慢红了。

“我妈走的时候，我在外地。”她说，“我赶回来时，她已经不认识我了。我爸后来总说，是我没照顾好她。可我那时候刚生孩子，丈夫失业，家里一堆债。我不敢回来，也不知道回来以后该说什么。”

桂芬把卡收回去。

“你爸也不太会说话。”

“我知道。”周宁看向病房，“他这辈子最会做的，就是把话咽回去。”

老周住了五天院。出院那天，周宁把桂芬叫到楼下。

“我给你涨一千。”她说，“以后我每个月固定打钱，药和住院费我来管。”

桂芬问：“你爸同意吗？”

“我会跟他说。”

“别瞒着他。”

“他要是知道，肯定说不用。”

“那就让他说。”桂芬把买来的菜一把一把装进袋子里，“他可以不用你的钱，但不能不用你的电话。”

周宁低下头，过了一会儿说：“你别走。”

桂芬的手停了一下。

“我没说要走。”

“我是说，以后他要是赶你，你别真走。”

桂芬笑了笑：“那得看他给不给工钱。”

住院回来后，老周确实变了。他不再晚上偷喝酒，电视也不敢开太大声。每天晚饭后，他会把药按顺序摆好，再把那只蓝边杯洗干净，倒扣在碗柜旁边。

桂芬有时坐在窗边缝衣服，老周就在旁边削苹果。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屋里只有刀刃碰到果皮的沙沙声。

周宁隔三天打一次电话。刚开始每次不到两分钟，后来会问：“今天吃了什么？”“血压多少？”“桂芬姐，你让他别看那么晚。”

有一晚，我去楼道收晾在外面的被单，听见老周在屋里说：“你女儿还没来电话？”

“她忙。”桂芬说。

“忙就别打，打了也没什么可说的。”

“那你为什么一直看手机？”

老周不吭声。

第二天，周宁来了，手里拎着一箱牛奶和一袋橘子。她进门先换鞋，又去厨房洗手。老周坐在沙发上，故意说：“买这些干什么，医院都说我不能喝甜的。”

“给桂芬姐喝。”

“她也不喝。”

桂芬从厨房探出头：“我喝。”

三个人吃饭时，老周忽然问女儿：“你妈那只红边杯，还在不在？”

周宁愣了一下。

“在老家柜子里吧。”

“你回去拿来。”

“拿它干什么？”

“凑一对。”

周宁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桂芬。

桂芬低头夹菜，像没听见。

周宁说：“行，下次带来。”

那天晚上，老周还是忍不住倒了半杯酒。他把杯子推到桂芬面前，说：“就半杯。”

桂芬说：“医生让你别喝。”

“今天女儿在，算节日。”

周宁皱眉：“爸。”

老周把杯子往回收：“不喝了。”

桂芬却拿起杯子，抿了一口，又递给他。

“半杯，慢点。”

周宁没有再拦。

后来我搬家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正好碰上周宁从南方回来。她带来了那只红边杯，杯身已经有些发黄，底下还沾着没洗净的水垢。

老周把两只杯子摆在桌上，看了很久。

“你妈要是看见，肯定嫌我们用得脏。”他说。

周宁笑了一下：“她会先骂你喝酒。”

桂芬端来三碟小菜，一盘花生米，一盘凉拌黄瓜，还有一盘切得很薄的腊肉。她把酒倒进两个杯子里，自己没倒。

老周看她：“你不喝？”

“今天你们一家人喝。”

周宁拿起红边杯，忽然说：“桂芬姐，你也坐。”

桂芬擦了擦手，坐了下来。

老周把蓝边杯推到她面前，又把红边杯递给女儿。两只杯子轻轻碰了一下，声音比以前低，却比以前稳。

我关门时，隔着墙听见周宁说：“爸，明天我陪你去复查。”

老周说：“你忙你的。”

“我已经请假了。”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是桂芬的声音：“菜凉了，赶紧吃。”

我下楼走到单元门口，夜风从楼缝里穿过去。楼上又传来一声杯子相碰的脆响。

这一次，不是两个人。是三只杯子。平时缺口的那只蓝边杯，旁边多了一只红边杯，中间还放着桂芬用来喝水的玻璃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