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山西太原冶炼厂，一袋袋废铜码得老高，等着被送进炉子化为铜水。
时任生产总调度的雷毓（yù）祺，每次安排好工作都照例到库里转一圈，看看有没有疑似文物被当作废铜。
他当时还没什么经验，只是前些天在报纸读到一篇文章，说是上海冶炼厂在炉前拣选文物，从此在心里扎了根。
五六十年代参考图
同样是冶炼厂，上海都能找到很多文物，那山西是文物大省，会不会那些堆积如山的废铜里，就隐藏着国宝呢？
有次他在一麻袋的废铜里，翻出一把“铜铲”，造型很奇怪，薄而有棱说是农具不像，说是日用品也不对。
带着疑惑他放进抽屉里，不久后山西省博物馆（现博物院）的研究员吴连城来厂里办事，雷毓祺忙把铜铲掏出来请教。
吴连城仔细鉴定后，带着惊喜的口气说道：“这是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之一，叫西周原始布，国宝啊！”
资料来源1965年《文物》期刊
冷知识：我们现在所说的“钱”，起源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钱”（读jiǎn，即铲），而“布”是“镈”（古代锄铲类农具）的通假字。
西周的铲形币正是农具向货币过渡的时期，逐渐演变成春秋空首布，到战国平首布，再到圜钱、方孔圆钱“益化”等，这就是“钱币”的起源。
雷毓祺也没想到，自己只是在麻袋里翻出个铲子，竟是3000年前的原始布币，他十分庆幸多看了一眼，否则就进炉子了。
也正是这个意外发现，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进厂的废铜，必须一件件过手，谁也别想把文物流进炉子。
雷毓祺年轻时的照片
上海那篇报道只引子，真正让他下决心的，是那份厚重的历史，彼时人们首要目标是吃饱穿暖，认识文物的人毕竟很少，尤其金属器物很多被当作废铜处理。
彼时废铜由国家统一调拨，除了山西，还有来自陕西、河南、河北这些文物大省，加上民间发现的，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雷毓祺为了能精准挑出文物，开始大量研读《文物》《考古》等专业期刊，一下班就泡在各个历史书里充实自己，休息时还去省博请教专家，并邀请专家来厂里给工人讲课。
凭这份毅力，他愣是从“门外汉”到被工人们称为“铜家”，守在废铜堆里整整20年！
商代速父戊提梁卣 1971年拣选小组挑出
熟练后，雷毓祺能快速从废铜里挑出疑似文物，简单的自己分辨，复杂的去博物馆请教专家，还成立了一个拣选文物小组，让工人先从进厂废铜初步筛选，再亲自复核。
刚开始还有人不理解，说他“多管闲事”想捞好处，为此雷毓祺还被调查了三个月，但查清后大家都由衷的开始佩服。
挑选出来的文物放在专门的库房，三把钥匙让三个人保管，而且所有拣选工作都是在完成生产任务之余额外做的。
1972年文物部门恢复工作后，雷毓祺团队一次上交500多件文物，一件都没有丢失，装满一辆大卡车，填充了省博的大量空白。
秦代吕不韦少府戈
从1964年到1984年雷毓祺退居二线，这20年间他带领拣选小组经手了40多万吨废铜原料，抢救出3200余件文物（铜钱另算），其中光青铜器就有两千多件。
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鼎、簋、爵、卣、壶、豆、匜，不少都带有铭文！
还有兵器、铜镜香炉等生活用品、北朝鎏金造像、金代九叠篆官印等等，总数量20余吨。
其中西周原始布、商代速父戊提梁卣、秦吕不韦少府戈、战国土匀（度量器）、汉常方半椭量（汉代官方标准量器）这五件，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他二级、三级文物数不胜数。
部分钱币和钱范 图源“博物馆中国”
另外光铜钱就挑出30余吨，博物馆整理出大约30万枚（不是总数），涵盖905个品种，从先秦贝币、布币、刀币再到秦汉半两五铢。
一直到清代，三千多年品类完整序列连贯，其中有很多珍稀版别和出谱品，还有不少珍稀文物钱范（铸币模具）。
此外还有2.1万多枚日本、安南等周边国家的钱币，是国内从废铜堆中拣选出的规模最大、品类最完整的古钱币批次之一。
也就是说前后加起来，雷毓祺团队挑选出的文物总数量，达到50余吨！
山西博物院的青铜器展区
这些文物全部无偿上交给国家！成为山西博物院青铜器和钱币馆藏的重要来源之一，另外还有部分文物收藏在太原晋祠博物馆、太原双塔寺文物管理所等地。
1979年山西省博为感谢他们所做的文物保护工作，专门花费2958元，购买了一台当时非常少见的彩色电视机，赠予厂里。
雷毓祺直接把电视机放在宿舍的公共活动室，供全体职工收看。
1985年，国家奖励雷毓祺个人4000元现金，同时奖励一台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但雷毓祺自己分文未取，全捐给了厂里的幼儿园，给孩子们购置了一架钢琴。那台黑白电视机同样搬到职工宿舍！
雷毓祺晚年照片
雷毓祺晚年也喜欢收集一些小藏品，但没有一件是从厂里拣选的文物，他常说：“那些文物是国家的，我只是替国家把它们从炉子里抢出来而已。”
2009年1月雷毓祺因病逝世，享年81岁，山西博物院多次纪念回顾他的贡献，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废铜堆里救国宝”的传奇。
那20年里他经手几十万吨废铜料，过手的50余吨文物中不乏价值连城的国宝，但他两袖清风，一分不取，为国家守住一大批珍贵文化遗产。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