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1日，北京八道湾，鲁瑞八十大寿，周作人、周建人和王蕴如先后到场。一场原本为老人准备的寿宴，最后却变成周家兄弟关系彻底破裂的转折点。
鲁瑞这次寿宴，距离鲁迅去世只有两个多月。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病逝，留下母亲鲁瑞、原配朱安，以及妻子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老年丧子，尤其是在鲁瑞这样的年纪，家人想借寿宴冲淡她的悲痛，也在情理之中。
许广平原本打算带周海婴北上祝寿。1936年12月，她还写信向鲁瑞致意，只因孩子患水痘，母子最终没有成行。也正因此，她避开了那场冲突，却从鲁瑞后来写给她的信里，察觉八道湾并不太平。
鲁瑞在信中提到，自己很想见许广平和海婴，却担心她们受到“贤桢他们一样的委屈”。这里的“贤桢”，指的是王蕴如。1937年春，鲁瑞又担心许广平北上会遇到同样麻烦，许广平则回信表示，若有人不把媳妇当人看，她也不会一味忍让。
这几句话，透露出一个关键背景：王蕴如并不是周家旧成员，却在那次寿宴上以周建人伴侣的身份出现。她原是周建人的学生，二人长期相处并育有三个女儿。但在传统婚姻关系仍然占据主导的年代，这段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八道湾所有人的认可。
八道湾是鲁迅1919年购置的住宅。鲁迅把母亲、朱安、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一家接来共同居住，兄弟几家由此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大家庭。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与周建人的妻子羽太芳子还是姐妹，这层亲属关系又让家务、经济和婚姻纠葛彼此缠绕。
周建人后来离开北京，到上海等地任教。羽太芳子没有随行，夫妻长期分居，矛盾逐渐加深。周建人收入有限，却要按月寄钱供养北京的妻子和孩子；芳子则留在八道湾，依靠姐姐和家人生活。双方各有不满，久而久之，婚姻只剩下责任和账目。
周建人与王蕴如相处多年，关系早已公开。可在周作人看来，羽太芳子并没有真正脱离这段婚姻，周建人不能只顾自己的感情选择，而把原配和子女丢在身后。兄弟二人的分歧，表面是家务事，实质上却是两种婚姻观的碰撞。
寿宴当天，周建人带王蕴如进入八道湾。羽太芳子见到丈夫身边的女子后，当场与周建人争执，随后回屋痛哭。她的儿子周丰二情绪激动，拿出军刀冲向父亲，幸亏旁人及时阻拦，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冲突中，周建人曾斥责儿子：“我要和你断绝父子关系！”这句话刺激了周丰二，也让周作人彻底看清了弟弟的态度。周作人当时没有出面争吵，并非赞同周建人，而是不愿在母亲寿宴上继续扩大事态。
事后，周建人写信给周作人，指责周丰二拔刀的行为，还寄去一本讨论犯罪及其矫治的书。他显然认为，侄子的反应已经越过了界限。周作人却认为，孩子的激烈举动固然不妥，真正把家庭推到破裂边缘的人，是周建人自己。
1937年2月9日，周作人回信，措辞十分尖锐。他不承认王蕴如在家庭中的正当位置，认为所谓自由恋爱，不能建立在原配和子女无人照料的基础上。周作人甚至指出，男女只有都能独立生活，才有资格谈自由选择，否则便容易变成强者逃避责任的说辞。
这封信成为兄弟决裂的实质性标志。周建人坚持认为，已经失去感情的婚姻不应继续维持；周作人则强调，婚姻一旦形成，就不能只按个人感受处理。二人都能从新思想中找到依据，却没有谁愿意接受对方的解释。
鲁迅去世后，鲁瑞和朱安的生活负担，已经部分落到周作人身上。周建人若停止给羽太芳子一家寄钱，几个孩子的生活也会出现困难。周作人因此更加恼怒，认为弟弟只顾建立新家庭，却把旧家庭留下的责任推给别人。
后来，周作人仍设法接济鲁瑞、朱安和羽太芳子一家。1938年，许广平经济拮据，请他按月供给鲁瑞和朱安的生活费，周作人虽然没有回信，却照常寄钱。相关记录显示，鲁瑞每月收到五十元，其中三十元交给朱安，二十元留作自己开支。
周建人则逐渐减少对北京一家的供给。1941年，他与羽太芳子的儿子周丰三自杀，家庭矛盾留下的阴影更加沉重。关于其原因，材料说法并不一致，但父母关系破裂、长期缺少家庭照料，确实是无法绕开的背景。
1951年，羽太芳子由周丰二代理，向北京市人民法院起诉周建人，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并提出生活、医疗及房产方面的请求。法院认定双方婚姻关系自1937年1月起消灭，其他诉求未获支持；上诉后，原判得到维持。此后，周氏兄弟之间再没有恢复旧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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