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拎着两个纸箱从公司大楼出来那天，是三月十七号，下午三点三十三分。
保安老周帮我推开玻璃门，说了句“陈姐，慢走啊”，眼神躲着我。我在那家公司干了十一年，行政岗，说裁就裁，赔偿方案谈了四轮，最后多给了两个月。人力的小姑娘把协议推过来时不敢看我，指甲上涂着整整齐齐的透明指甲油，亮得扎眼。
到家是四点出头。楼道里飘着对门老赵家炖肉的味儿，我把纸箱搁在门口，掏钥匙的手有点抖。
对门那扇门开了。
“今天回来这么早？”
是周建平。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蓝家居服，脚上趿着拖鞋，头发有点长，快盖住耳朵了。
我没理他，钥匙捅进锁孔，拧了两下没拧开。
“陈姐，”他在后面说，“我炖了排骨，一会儿给你端一碗。”
“不用。”
我进了屋，把门关上，纸箱往地上一撂，整个人坐在玄关的换鞋凳上，坐了很久。
周建平住对门。他搬来是四年前的夏天，七月，最热那几天。搬家那天他敲我的门，说大姐能不能借个螺丝刀，他的床要拆了重装。我借了。第二天他又来敲门，说大姐你家燃气灶能借我用一下吗，他那边还没通气。我说你叫外卖吧。他说外卖太贵了。
那天晚上我多炒了一个菜，敲他的门给他端过去。
后来这就成了惯例。
一开始是隔三差五。他说他一个人懒得做，我说那你就过来吃吧，多双筷子的事。他来的第一天带了两瓶啤酒，第二天带了一袋橘子。到第三个月，啤酒和橘子都没了，就空着两只手来，来了往沙发上一坐，等着开饭。
我离婚八年了，儿子在成都上班，一年回来两趟。一个人吃饭确实没意思，多个人，锅里的米多舀半杯就是了。
这一吃，就是四年。
四年里我算过，他至少在我家吃了八百顿饭。我换过三次电饭煲，每次都是因为内胆涂层掉了。洗碗池里那些个油腻的碗，他从来没主动洗过一次，都是我收了桌子，他往沙发上一靠，摸着肚子说“陈姐手艺是真好”。
我不是没烦过。有一回我感冒发烧，躺在床上起不来，到了饭点他敲门，我说今天不做了，你自己解决。他说那我给你煮点粥吧。我听见他在厨房里翻箱倒柜，过了二十分钟，端进来一碗小米粥，煮得稀烂，锅底还糊了一层。
我喝了两口，说行了，你回去吧。
他说那这锅怎么办。
我说你放着，我明天洗。
第二天我起来，锅还在灶上，糊底硬得像块石头。
但我还是让他继续来吃。
为什么呢。我自己也说不清。可能因为他嘴甜，每次来都说“陈姐这手艺开饭店都够格”。可能因为他有时候会带点小东西，楼下水果店打折的香蕉，超市买一送一的酸奶。可能因为他从来没提过要交伙食费，我也从来没要过，这事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了四年。
邻居们背后说闲话。楼下王阿姨有回在电梯里碰见我，欲言又止地说：“小陈啊，那个，对门那个男的，天天上你家，你们……”
我说就是邻居，搭个伙吃饭。
王阿姨“哦”了一声，眼神里都是不信。
我懒得解释。
周建平好像是做设计的，具体做什么我不太清楚。他在家办公，据说接一些外包的活。有时候我早上出门他门还关着，晚上回来他屋里灯亮着。我问他工作怎么样，他就说“还行还行”，从来不说具体挣多少。
有回我问他，你一个月能挣多少。
他说够花。
我说够花是多少。
他笑了笑，说陈姐你怎么跟查户口似的。
我就不问了。
四年来我没进过他的屋，他也没进过我的卧室。我们俩之间最亲密的接触，是有一次他端汤的时候手碰到我的手，他缩回去了，我也缩回去了。
就这么多。
被裁的第四天，我决定回老家。
老家在川东，一个县级市，我妈还在，八十二了，一个人住。我弟弟在县城，隔三差五去看她。我这些年一直在外面，每年回去两趟，春节和中秋。我妈身体还行，就是耳朵背了，打电话得喊。
我想着回去也好，陪陪她，这边房子租出去，一个月还能收两千多。我手里有赔偿金，加上这些年攒的，够撑一阵子。儿子说妈你回来吧，成都离老家近，我周末能来看你。
我开始收拾东西。
那些锅碗瓢盆，四年里添了不少，光是周建平爱吃的那个牌子的辣椒酱，柜子里就囤了六瓶。我把它们一瓶一瓶拿出来，摆在灶台上，看了半天。
第五天晚上，周建平又来敲门。
“陈姐，今天没做饭？”
我说我在收拾东西，没空。
他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看见客厅里码着的纸箱。
“你要搬家？”
“回老家。”
他愣了一下。
“什么时候走？”
“下周三。”
他没说话，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去了。
我以为他会问点什么，比如为什么走，比如什么时候回来，比如那以后谁给他做饭。他什么都没问。
第六天，他没来。
第七天，也没来。
我把冰箱清了，剩菜倒掉，冷冻层里还有一袋他爱吃的牛肉丸，我拿出来解冻，想着最后做一顿，算是散伙饭。结果那天晚上他没敲门，我把牛肉丸又放回去了。
第八天是周日，我去楼下扔垃圾，碰见王阿姨。她拉着我说了半天，说小区里都在传你被裁了，说你要回老家了。我说是。她又说，那对门那个小伙子呢，你走了他怎么办。
我说什么怎么办，他又不是我儿子。
王阿姨撇撇嘴，说你们这几年，我们都看在眼里。
我说就是邻居。
她说邻居能天天一起吃饭吃四年？
我没接话。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手机响了，是儿子发来的微信，问我机票订了没有。我说订了下周三的。他说他来接我。我说不用，我自己打车。他说那你到了给我打电话。
我回了个“好”。
手机放下，我听见对门有动静，像是椅子拖地的声音。然后是水声，哗啦哗啦的，响了很久。
第九天，周一。
我约了中介来看房，要把房子租出去。中介是个小伙子，进门转了一圈，说阿姨你这房子保养得不错，就是厨房油烟有点重。我说用了十几年了。他说没事，到时候刷一遍漆就行。
他拍照的时候，门被敲响了。
我去开门，是周建平。
他换了身衣服，一件深色的夹克，头发好像剪了，短了些，人看起来精神了一点。
“陈姐，”他说，“我听说你要把房子租出去。”
“嗯。”
“能不能不租？”
我看着他。
“你有事？”
他搓了搓手，那只手我看了四年，手指细长，指甲剪得秃秃的。
“你来我公司吧。”
我以为我听错了。
“什么？”
“我开了个公司，做设计的，现在缺个人管行政。你来，月薪三万六。”
我笑了。
“周建平，你是不是舍不得我这个免费饭票？”
他没笑。
“陈姐，我不是开玩笑。”
我靠在门框上，看着他。他站在楼道里，身后的声控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
“你哪来的公司？”
“我一直在做，只是没跟你说。”
“四年？”
“四年。”
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中介的小伙子从屋里探出头来，说阿姨，那这房子还租不租。我说等会儿，先把门关上了。
楼道里就剩我和周建平。
“你一个月挣多少？”
“去年流水七百多万。”
我盯着他的脸。那张脸我看了四年，每天早上在电梯里碰见，每天晚上在饭桌上碰见。他吃饭的时候爱吧唧嘴，喝汤的时候声音特别大，吃完了往沙发上一躺就开始刷手机。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个接零活的设计师，挣得不多，所以蹭我的饭吃。
“你既然有钱，为什么天天来我家吃饭？”
他低下头。
“我不会做饭。”
“你可以请保姆。”
“请过，做的不合口味。”
“你可以叫外卖。”
“吃腻了。”
“那你就白吃我的？”
他抬起头，看着我。
“陈姐，我每个月往你门口的鞋柜里放一千块钱。”
我愣住了。
“什么？”
“第一年放了半年，后来你没提，我就继续放。放了一千四百多天，你一次都没发现。”
我转身进屋，走到玄关，拉开鞋柜。
鞋柜最下层，我的那双旧棉鞋底下，压着一个信封。我把信封抽出来，里面是钱，一沓一百的，数了数，正好一千。我又翻了翻，棉鞋底下还有，更深的地方，塞着好几个信封，有的已经发黄了。
我蹲在地上，一个一个拆开。
第一年，一个月一千，十二个信封。第二年，十二个。第三年，十二个。第四年，十二个。总共四十八个信封，四万八千块钱。
有的信封上写了日期，有的没写。最早的那个，日期是四年前的八月十七号，他搬来的第二个月。
我蹲在地上，手里攥着那些信封，听见周建平在门口说：“陈姐，我这个人不会说话。你做饭好吃，我吃了四年，我也不知道怎么谢你。这钱你拿着，算是我补的伙食费。”
我没回头。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怕你知道了就不让我吃了。”
我站起来，转过身。他还站在门口，没进来。
“你开公司的事，为什么瞒着我？”
“也不算是瞒着。你没问过，我就没说。”
“我问过你挣多少。”
“你说的是够花是多少。我说够花，你就不问了。”
我想起来了。四年前我问他的时候，他确实说了“够花”，然后我就没再追问。我那时候想的是，人家挣多少关我什么事，我就是个邻居。
“陈姐，你来吧。”他说，“三万六，五险一金都有，年底双薪。行政的活你熟，我那边缺个靠谱的人。”
我没说话。
“你要是不想来，我也不勉强。这钱你拿着，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他把一个纸袋放在门口的鞋柜上，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没睡。
我坐在客厅里，看着那些信封，一个一个排开。四十八个信封，排了满满一茶几。有的信封角磨毛了，有的信封上写着“陈姐收”，字迹潦草。最早那个信封里，除了钱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陈姐的饭，很好吃”。
我拿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
第二天，我去找了楼下的王阿姨。
“王阿姨，我问你个事。”
“你说。”
“对门周建平，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吗？”
王阿姨看了我一眼。
“你不知道？”
“他说是做设计的。”
“做设计是没错。去年咱们小区那个儿童乐园，就是他捐的。还有门口那条路，路灯坏了，是他出钱修的。物业的人说的，他不让往外讲。”
我站在王阿姨家门口，脑子里嗡嗡的。
“他搬来第二年，有一回半夜我老伴犯病，打不着车，是他开车送我们去医院的。他从来没跟你提过？”
我摇头。
“这孩子话少，”王阿姨说，“但心不坏。”
我回到家，把那些信封收起来，装进一个塑料袋里。然后我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妈，机票是后天的。”
“先不退。”
“怎么了？”
“我这边有点事，晚几天再回去。”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对面那栋楼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楼下有人在遛狗，小孩子在追着跑。窗帘缝里有一道光扫过去，是车灯，又没了。
我拿起手机，给周建平发了条微信。
“你公司在哪。”
他秒回了一个地址。
第二天我去了。
公司在城东一个写字楼里，十七层。电梯门打开，前台小姑娘站起来问我找谁。我说找周建平。她说周总在开会，您稍等。
我坐在前台的沙发上，看着墙上的公司logo。很简洁的一个标志，跟周建平这个人一样，不张扬。
过了十几分钟，他从会议室出来。
“陈姐。”
“嗯。”
“你来了。”
“我来看看。”
他带我转了一圈。公司不大，二十几个人，都在埋头干活。他给我介绍了行政部，说现在行政就一个小姑娘，忙不过来，考勤报销采购乱七八糟的事全堆着。
“你来了就管这一块，下面配两个人。”
我看着他。
“你不怕我干不好？”
“你干了十一年行政，比我懂。”
“我是说，你不怕我……”
我没说下去。
他也没问，只是说：“陈姐，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
我没回答。
那天中午他请我在楼下吃了顿饭。就我们两个人，他点了三个菜，一个汤，都是我爱吃的。菜上来的时候，他给我盛了一碗汤，放在我手边。
“陈姐，这四年，谢谢你。”
我看着他，他低着头，拿筷子拨弄着碗里的米饭。
“你搬来那年多大？”
“二十九。”
“现在三十三了。”
“嗯。”
“你没结婚？”
“没有。”
“为什么？”
他把筷子放下，想了想。
“也没为什么。就是一个人待着待着，就习惯了。”
我没再问。
那天下午我回了家，把打包好的纸箱又拆开了。锅碗瓢盆放回柜子里，辣椒酱重新摆上灶台。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说妈，我这边有点事，晚点回去看你。她说行，你忙你的。
我又给儿子打电话，说我不回去了。
“为什么？”
“找了个新工作。”
“什么工作？”
“还是行政，工资比以前高。”
“那挺好的啊，妈。”
“嗯。”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对面的墙。墙上什么都没有，就一个挂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走。
我想起四年前那个夏天，周建平第一次敲我的门，手里拿着螺丝刀，说大姐能不能借个东西。那时候我刚离婚四年，一个人住，晚上吃什么都觉得没味道。
我想起他第一次端着我做的饭说“陈姐手艺真好”时候的样子。想起他每次吃完饭往沙发上一靠，摸着肚子打饱嗝。想起有一回我做了红烧肉，他吃了三碗米饭，说陈姐你这个红烧肉比外面饭店的好吃一百倍。我说你就会说好听的。他说我说的是实话。
我想起那些个下雨天，他过来吃饭，头发湿了，我让他拿毛巾擦擦。他说没事，一会儿就干。我说你也不怕感冒。他说陈姐你比我妈还操心。
我想起有一年除夕，我没回老家，他也没回。我们两个人，做了六个菜，看春晚。他喝了点酒，话比平时多，说了些他小时候的事。他爸走得早，他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前几年也走了。他说他是孤儿了。我说你不是，你还有我……这个邻居。
我说了一半停住了。
他笑了笑，说对，我还有你这个邻居。
那天晚上他走的时候，站在门口说了句“新年快乐”。我说新年快乐。他把门带上，我听见他回了自己屋，门锁咔嗒响了一声。
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电视里在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那天是四年里，我们唯一一次一起跨年。
第二天我去公司报到。
前台小姑娘帮我办了入职，给了我一张工牌。上面印着我的名字，职位是行政主管。工资三万六，五险一金，年底双薪。
我拿着工牌站在电梯口，周建平从后面走过来。
“陈姐，中午一起吃饭？”
“你自己没饭吗？”
“食堂的不好吃。”
我看了他一眼。
他挠挠头，说那我自己去食堂。
“十二点，”我说，“楼下那家面馆。”
他笑了，眼睛弯起来，跟四年前我第一次给他端饭过去的时候一模一样。
那天中午我坐在面馆里等他。他迟到了五分钟，跑过来的时候气喘吁吁的，说开会拖了。我说你急什么。他说怕你等久了。
面端上来，他呼噜呼噜地吃，吧唧嘴，声音还是那么大。
我看着他吃，心里想，这个人到底图什么呢。
他来我家吃了四年饭，鞋柜里塞了四万八千块钱。他开了公司，捐了儿童乐园，修了路灯，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半夜送王阿姨的老伴去医院，也没跟我说过。他为什么要在我的鞋柜里放钱，为什么放了一千四百多天，为什么从来不说。
我不知道。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面吃完了，他抹了抹嘴，说陈姐，明天中午还吃面吗。
我说你烦不烦。
他说不烦，你做的饭我都吃了四年了，面馆的面才吃一顿，还早着呢。
我笑了一下，没说话。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他那件深色夹克上。夹克的袖口磨毛了，跟那些信封的边角一样。
我想起鞋柜里那些信封，四十八个，有的写着日期，有的没写。最早那个里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陈姐的饭，很好吃”。
那张纸条我还留着。
压在我床头的台历下面，跟我的身份证放在一起。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回老家。也许明年，也许后年。也许等我妈身体不行了，我就得回去。也许等我干不动了，我就得回去。但至少现在，我还在这。
每天早上八点半上班，晚上六点下班。中午跟周建平在楼下吃面，有时候他开会来不了，我就自己去。晚上各回各家，他偶尔来敲门，说陈姐今天不做饭吗。我说今天累了，你自己解决。他说那我给你煮点粥吧。
我说你那粥煮得跟浆糊似的。
他说那我叫外卖，给你也点一份。
我说行。
他就靠在门框上，拿手机点外卖，问我吃啥。我说随便。他说没有随便这个选项。我说那就排骨饭。他说好，两份排骨饭。
等外卖的时候，他就站在我家门口，不进来。我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声音不大。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这跟以前没什么两样。
但我知道，不一样了。
他不再是那个蹭饭的邻居了。他是我老板。我拿着他开的工资，坐在他公司里，管着他的人。鞋柜里的那些信封，我收起来了，放在一个铁盒子里，搁在衣柜最上面。那四万八千块钱，我一分没动。
我想着哪天走的时候，还给他。
但哪天走呢。
我不知道。
我妈前天打电话来，说村里有人问她，你闺女还在外面啊，什么时候回来。我妈说快了快了。她问我，你那个工作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她说那就行，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往下看。楼下那棵玉兰开了，白花花的。周建平正好从楼里出来，手里拎着个外卖袋子，抬头看见我，挥了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
他指了指楼上，意思是你下来吃饭吗。我摇了摇头。他耸耸肩，拎着外卖回去了。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他的背影进了单元门。过了一会儿，对门的窗户亮了灯。
厨房的灯。
他在热外卖。
我回到客厅，打开冰箱，里面还有昨天剩的半个白菜，两个鸡蛋。我把白菜切了，打了鸡蛋，炒了一盘。盛出来的时候，多拿了一双筷子。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
然后我敲了对门的门。
他开门，看见我手里的盘子，愣了一下。
“陈姐？”
“炒多了，”我说，“你吃不吃。”
他笑了。
“吃。”
那盘白菜炒鸡蛋，他吃了两碗米饭。
吃完了他往沙发上一靠，摸着肚子说：“陈姐，还是你做的饭好吃。”
我看着他，没说话。
电视里在播新闻，说今年的就业形势。我听着听着就走了神，想起三月十七号那天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拎着两个纸箱从公司大楼出来。那时候我以为我完了，四十七岁，被裁了，除了回老家没别的路。
我想起周建平拦住我的那天，我说他舍不得我这个免费饭票。他说来我公司，月薪三万六。
我想起那些信封。
我想起他说他不会做饭。
我想起他说他是一个人待着待着就习惯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不会做饭。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外面吃。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往我的鞋柜里放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开了公司不跟我说。
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但有一件事我知道。
那天晚上他说“陈姐，你来我公司吧”的时候，他的眼神，跟四年前他第一次端着碗站在我门口时候的眼神，是一样的。
那个眼神里有什么，我说不清。
也许什么都不为。
也许就是一个人，吃了另一个人四年的饭，吃习惯了。
窗外的车灯又扫过来，从窗帘缝里扫过去，没了。
我把碗收了，站起来。
“周建平。”
“嗯？”
“明天的饭，我做。”
他看着我。
“你来吃。”
他点了点头。
“好。”
我端着盘子回了自己屋，把门带上。厨房的灯还亮着，灶台上摆着那六瓶辣椒酱，都是他爱吃的那个牌子。
我拧开一瓶，拿筷子挑了一点，尝了尝。
挺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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