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8日，深圳，谷牧在江泽民等人陪同下查看特区建设时，罗湖工地还没有后来那种高楼林立的模样。低洼的地势、泥泞的道路和反复出现的积水，让这片紧挨香港的土地显得格外尴尬。
几天后，谷牧参加广东省委有关会议。会上，任仲夷向他谈到一桩争议：有人认为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在罗湖开发问题上“瞎指挥”，甚至以市委名义向省委反映，担心这个项目劳民伤财。
谷牧没有绕弯子。他明确表示，罗湖必须开发，吴南生的判断并没有错。面对质疑，他反问道：“难道要让我们的南大门一直泡在水里吗？”这句话，直接点中了争论的核心。
罗湖的问题，远不只是修几条路、盖几栋房子。它靠近罗湖桥和文锦渡，是深圳连接香港的重要通道。特区要打开局面，外界最先看到的，往往不是偏远地带，而是这处距离最近、来往最频繁的窗口。
深圳特区获批后，建设从哪里起步，曾经并不明确。上步、福田都被列入过考虑范围，那里便于铺设水电和通信设施，基础条件相对平整。若只看施工难度，选择这些地方似乎更稳妥。
但专家和工程人员实地踏勘后，意见逐渐集中到罗湖。这里虽然低洼，却有区位上的特殊价值。先把最靠近香港的地方建设起来，既能形成示范，也便于吸引资金和项目。问题在于，罗湖一下雨就积水，建设条件实在谈不上理想。
1980年7月，深圳一场大雨再次暴露了这一矛盾。参加城市规划会议的专家和工程师住在罗湖新园招待所，雨水灌入室内，连设计图纸都受到影响。有人因此提出，连规划人员都无法正常工作，谈何建设新城？
反对声并没有让吴南生改变方向。谷牧当时答应帮助深圳争取一笔3000万元贷款，资金用途便成为新的争论焦点。有人主张先做农田水利，至少能够看见实际效果；也有人认为，若不从根本上抬高地势，罗湖始终摆脱不了水患。
工程人员提出的方案相当大胆：削平罗湖山，再把土方填入低洼地带。这个办法并不轻松，所需资金可能远超贷款数额，施工规模也十分庞大。两位年长的市委领导担心风险，认为把钱投入农田水利更稳妥，双方很快争得十分激烈。
年轻工程师则坚持，罗湖不是普通农田，而是深圳最重要的商业窗口。填高土地后，可以建设商业设施和住宅，形成收益，再用经营所得偿还贷款。有人说得很直白：“这里一旦做起来，位置本身就是价值。”
意见冲突最激烈时，会议现场甚至出现了拍桌子的场面。两位老领导认为年轻人只看到了前景，没有算清成本；年轻工程师则认为，若只因眼前困难而退缩，特区建设就会失去突破口。
吴南生没有站在保守方案一边。他认为，专家的判断不能因为工程大、风险高就被轻易否定。罗湖开发当然要量力而行，但若连地势和交通瓶颈都不解决，所谓建设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争论随后上报广东省委。任仲夷专门到深圳听取各方意见，并支持专家提出的推山填洼方案，要求有关方面统一认识，在吴南生主持下推进工程。谷牧到深圳视察时，任仲夷又把这场争议作了汇报，于是出现了那句后来被反复提及的质问。
方向确定后，施工迅速展开。罗湖山被削去，土方填入低洼区域，整个地貌随之改变。据当时的工程记录，推平土方达到80多万立方米，罗湖小区整体填高约两米，部分低洼地段填高达到四米。
这项工程并非一场简单的土木施工，它同时考验着决策者的眼光、资金安排和组织能力。农田水利方案更稳，却难以改变罗湖作为城市门户的根本条件；推山填洼风险更大，却为道路、商业和后续城市建设留下了空间。
工程推进之后，昔日一下雨便泥泞难行的罗湖，逐步具备了建设现代城区的条件。高地形成，道路铺开，城市功能开始向这里集中。那场因“要不要开发罗湖”而起的争论，也随着地面被一层层填高，逐渐落下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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