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以色列驻日本大使埃马纽埃尔·纳冯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文，表态支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诉求。纳冯在文中直接点名中国和朝鲜，声称中朝两国坚持保留该条款恰恰证明这一规定已经过时，甚至提出有必要以此为契机重新审视联合国的现有制度。这一涉华、涉二战历史定论的公开表态，迅速在国际舆论场引发广泛争议。
要看清这一表态的分量，首先得厘清什么是“敌国条款”。这一机制写进了《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核心内容非常明确：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的敌国，即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轴心国，如果这些国家再次出现侵略政策的步骤，相关反法西斯同盟国可以在无需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直接采取军事或非军事的强制行动。这一条款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律成果，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限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底层安全阀。
长期以来，日本政界一直在推动删除这一条款。早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就曾推动联大通过相关决议，试图给“敌国条款”贴上过时的标签。高市早苗上台后，更是将修宪、扩军与修改国际法捆绑推进，试图彻底卸下战败国的法理枷锁。然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修改宪章必须获得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且必须包含安理会全部5个常任理事国的赞成票。只要中俄等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日本删除该条款的诉求在法律层面就无法实现。
在这场围绕战后秩序的博弈中，纳冯的表态暴露出明显的选择性回避。在联合国框架内，同样作为二战胜利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一直明确反对修改宪章及删除“敌国条款”。纳冯在声明中只字不提俄罗斯的立场，单方面将矛头对准中国和朝鲜。这种避重就轻的点名方式，显然考量了以色列与俄罗斯在中东地缘安全上的复杂互动，将严肃的国际法原则降格为看人下菜碟的外交工具。
更引发国际舆论哗然的，是以色列外交官站队前轴心国立场的历史错位感。犹太民族在二战期间遭受了纳粹德国的残酷屠杀，约600万犹太人丧生。正是建立在反法西斯同盟国彻底击溃德日意轴心国的基础上，《联合国宪章》才得以诞生，战后审判与防范法西斯复活的法律体系才得以确立。“敌国条款”所约束的对象，正是当年与纳粹德国结盟的日本法西斯。如今，代表犹太国家的驻外大使公开为前轴心国松绑摇旗呐喊，这与二战受害者维护历史正义的普遍立场形成了强烈反差。
这种外交立场的转向，折射出不同力量在历史记忆与国际规则上的博弈。批评声音指出，以色列长期在国际舞台上强调大屠杀受害者的历史记忆，并将维护自身安全与反犹太主义高度绑定，以此在巴以冲突等中东议题上争取道义空间。然而，面对同样在二战中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付出超过3500万军民伤亡代价的中国，纳冯却选择忽视亚洲战场的受害者记忆，将中朝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的合法立场曲解为联合国制度落后的证据。
支撑这种双重标准的，还有另一层观点：即现实主义外交中的利益交换。近年来，以色列因中东局势在联合国大会和国际法院面临巨大的外交与舆论压力，亟需在西方阵营及亚洲发达国家中寻找支持力量。日本作为七国集团成员，在能源通道安全、高科技研发与防务贸易上与以色列保持着密切合作。支持高市早苗政府的核心外交诉求，有助于以色列换取日本在巴以问题及联合国投票中的外交策应。
从客观的国际法与地缘格局来看，将历史法理条款作为短期外交公关的筹码，潜藏着巨大的制度风险。“敌国条款”存废讨论的本质，关乎国际社会如何评估日本对待二战侵略历史的态度。德国在战后通过彻底的清算与赔偿，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任；而日本政坛右翼势力至今在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等问题上不断试探底线。在此背景下，中方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权威性与完整性，是基于防范地区军国主义回潮、维护东亚和平稳定的客观需要。任何试图通过双边利益交换来撬动战后国际法基石的做法，都难以绕开安理会的制度红线，也无法抹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用鲜血写就的历史定论。
信源汇总
[今日俄罗斯] [2026-10-14] [以色列驻日大使：以色列支持日本呼吁删除敌国条款]
[澎湃新闻] [2026-09-23] [日本越是贼心不死，我们越要多提“敌国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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