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北京，程潜病逝后，他的家属和有关方面面对一个棘手问题：这位曾任国民党军政要职、后来率部促成湖南和平解放的老人，究竟该不该举行追悼会？
特殊年代，许多事情都变得格外敏感。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他没有绕圈子，而是直接表示：“追悼颂公还要犹豫什么？”在周恩来看来，程潜的一生不能只用早年的身份来衡量，更不能抹去他在抗战、和平解放以及新中国建设中的贡献。
这句话分量很重。
程潜，字颂云，1882年3月31日出生于湖南醴陵。年轻时，他从湖南武备学堂走上军旅道路，1904年赴日本学习军事，后来加入同盟会。那一代留日青年面对的，是积贫积弱的中国。程潜选择学炮兵，并不是为了个人升迁，而是希望以军事力量改变国家命运。
辛亥革命前后，他往来于四川、湖北、湖南之间，参与反清活动。民国建立后，程潜又投身护国运动。此后多年，他在南方军政舞台上起落沉浮，既有掌兵一方的时期，也有受排挤、被调离权力中心的时候。
有意思的是，他虽然长期身处国民党高层，却并非只知服从的军人。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击孙中山住所时，程潜站在孙中山一边，参与保卫大元帅府。后来，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参加北伐和东征，在广东、福建等地作战，逐渐成为国民党军界的重要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程潜先后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参与平汉线作战、兰封会战和武汉会战。台儿庄战役期间，他所处的第一战区承担着重要任务。程潜并非前线每一场战斗的直接指挥者，但作为战区高级将领，他在战区协调、兵力调度和后方组织方面负有责任。
真正改变他后半生道路的，是1945年在重庆的一次会面。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程潜前往桂园拜访。两人都是湖南人，谈话少了几分官场客套，多了几分乡情和直率。毛泽东曾以湖南口音称他为“颂云”，程潜也坦率谈到蒋介石反复无常，提醒共产党方面对谈判不能缺少警惕。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寒暄。程潜看到了国共双方力量和政治取向的变化，也开始思考：自己继续站在内战道路上，湖南又将付出什么代价？
1948年，程潜卸任武汉行辕主任，回到湖南，担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此时，他掌握湖南军政大权，却也承受着来自桂系和蒋介石方面的压力。湖南地处华中南部，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事，长沙、衡阳以及湘江沿线都可能陷入混乱。
1949年春，解放军渡江后，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国民党在华中地区的统治迅速动摇。程潜通过章士钊、李觉等人，同中共方面保持接触。章士钊转达了毛泽东希望湖南走和平道路的意见，这让程潜逐步打消顾虑。
但决定并不轻松。白崇禧仍试图控制湖南局面，程潜身边也有不同声音。和平不是一句口号，必须处理军队归属、地方政权、人员安全等现实问题。程潜最终选择承担风险，推动湖南停止内战。
1949年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等人发布通电，宣布湖南和平解放。长沙没有成为大规模战场，这一结果既有中共中央和第四野战军的军事压力，也离不开湖南地方军政人士的配合。程潜的选择，减少了人员伤亡和城市破坏，对华中、华南局势产生了连锁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夕，程潜受邀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他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车站迎接。10月1日，程潜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此后，他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参与地方政权建设，并在全国政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机构中任职。
周恩来之所以在1968年坚持为程潜举行追悼会，正是因为他看重这段完整经历：程潜早年参加革命，抗战时期担任高级将领，1949年促成湖南和平解放，建国后又承担国家和地方工作。评价这样的人，不能截取某一段，也不能只看出身。
程潜去世时，享年86岁。关于安葬方式，家属曾考虑火葬，但周恩来了解到程潜生前希望使用棺木安葬，便多次派人前去商量，避免家属因顾虑而仓促决定。后来，程潜家属仍同意火葬，周恩来才表示尊重这一安排。
追悼会能否举行，表面看是礼仪问题，背后却牵涉对一位历史人物的整体评价。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功过要放在具体历史环境中考察，不能因为程潜曾经属于国民党阵营，就否定他后来为和平解放湖南所作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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