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3日，湖北嘉鱼附近江面，潘美年和二十多名《新华日报》工作人员，正随船向重庆转移。日军飞机突然袭来，船体被炸毁，这位潘家四兄弟中的幼弟，就此牺牲在抗战烽火里。
潘家并非普通人家。江苏宜兴陆平村的潘氏，自明清以来便是当地有声望的书香门第。遇到灾荒，家族常变卖家产购粮，接济乡亲。这样的家风，给几个孩子留下的并不只是诗书，还有对社会疾苦的敏感。
严格说来，潘梓年、潘有年、潘美年是同胞兄弟，潘汉年则是他们的堂兄弟。四人年岁相近，往来密切，后来又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走上不同岗位，形成了一个颇为少见的革命家庭。
潘梓年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宜兴参与组织革命活动。与许多只埋头书斋的学者不同，他很早便把哲学思考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既能写文章，也能做组织工作。
抗战爆发后，潘梓年奉命参与筹办《新华日报》，并担任社长。报纸在国统区出版，环境十分复杂，人员、设备、出版地点都要一点点解决。他提出“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把办报从纸面文章变成了争取民众、宣传抗战的重要工作。
有一次，身边人担心言论尺度太紧，潘梓年只说：“越是困难，越要把道理讲清楚。”这句话未必是正式口号，却很能说明他的办报风格。文章要有锋芒，行动又不能失去分寸，这是他长期坚持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潘梓年转入教育与文化建设领域，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中南地区幅员广大，学校恢复、师资整顿、教材建设千头万绪，他所面对的已不是报馆里的风浪，而是战后社会的重建。
二哥潘有年，后来改名潘菽，是一位真正把学问做深的人。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学生运动，并因火烧赵家楼事件受到牵连。蔡元培赏识他的才华与勤学，潘菽也由此走上了科学与教育之路。
大学毕业后，他赴美国深造，取得心理学方面的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中央大学任教，担任心理学系教授、系主任。他没有把知识停留在课堂中，而是努力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心理学研究体系。
抗战胜利前后，潘菽参与发起九三学社，团结教育、科学界人士，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出任南京大学校长，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并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九三学社副主席。按当时的行政和学术职务，他也是潘家三位部级干部之一。
潘汉年成名更早。少年时期，他就在陆平小学创办刊物，十七岁前后便发表有关教育的文章，后来又写新诗、散文和小说。上海文坛风气活跃，他凭借敏锐的才思，很快成为左翼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但潘汉年最终没有停留在文学领域。进入隐蔽战线后，他面对的是远比报纸争论更险恶的局面。长征初期的谈判、共产国际有关事务，以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的联络工作，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潘汉年擅长与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能够在复杂关系中捕捉关键线索。那种工作不能靠声势，往往一句话、一次会面，都会影响全局。正因如此，他在情报和统战工作中承担了许多不便公开的任务。
1949年以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主要参与接管城市、稳定经济秩序等工作。面对留下来的工商界人士，他进行广泛接触；对普通市民和基层干部，也投入了大量精力。昔日的隐蔽战线人员，转而处理一座大城市的日常治理，这种角色变化并不轻松。
潘美年没有哥哥们那样显赫的学术或政治履历，却同样选择了最危险的岗位。抗战时期，他在《新华日报》工作，担任记者。1938年武汉局势恶化，报社人员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乘船撤往重庆，途中遭到日军空袭，他与二十多名同事遇难。
四兄弟的道路并不相同：有人以哲学和报纸参与革命，有人以心理学建设教育事业，有人穿行于隐蔽战线，有人倒在转移途中。潘梓年、潘汉年、潘有年后来都担任过重要职务，潘美年则以烈士身份留在抗战史册中。潘氏家族的这段往事，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多种选择的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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