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风云人物陈独秀，晚年为何会在四川江津的一座破旧农家院里走完最后岁月？临终前被反复注射强心剂的他，为何偏偏不肯将一笔上万银元的稿费留给陪伴自己十余载的妻子？
那个把毕生积蓄锁在银行、宁可让妻子典当首饰度日的老人，到底在坚持什么？他留给潘兰珍的，又为何只是几只旧瓷碗和几件旧衣？
1942年5月，陈独秀在江津鹤山坪石墙院里招待了一位老友的妻子——夏松年。夏松年的丈夫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也是陈独秀落难后出手相助最多的朋友之一。
陈独秀能从南京辗转到四川江津隐居，正是靠包惠僧一路安排打点。老友虽未亲至，陈独秀心里仍是高兴得紧。那顿饭吃的是四季豆烧红烧肉。
陈独秀年近古稀，又有多种慢性病缠身，本应忌口。可人逢喜事精神爽，一时忘了身体不便，筷子就没停下来。
送别客人后，当晚他就感到腹部绞痛，第二天彻底卧床，泻得四肢发软，连坐起来都做不到。石墙院距离江津县城还有三十多里山路，是前清拔贡杨鲁丞留下的旧宅子，陈独秀自1939年5月搬入后一直住在这里。
宅院破旧，交通不便，药也不好请。更早之前，他还因误食发霉的蚕豆花中过一次毒，身体底子早已被掏空，这一次肠胃炎来势之猛，让他彻底倒下了。
隐居江津三年的日子，是陈独秀一生中最清贫的一段。开销主要靠北大同学会每月定期接济，再加上邓鹤年等几位老朋友不定期的接济。
偶尔也有稿费入账，但他一贯清白，不该拿的一分不要。国民党方面派人送来的款项，他大都挡了回去。年过花甲，骨头比年轻时更硬。
书出不来，稿费就＂名不正言不顺＂。那些年真正撑着这个家的，是比他小二十九岁的妻子潘兰珍。
眼看物价飞涨，她把自己的首饰当了，连朋友赠的皮袄也拿去典当换米。宅院里空出的一块地，她开垦出来种四季豆、土豆和青菜。
洗衣、做饭、煎药、操持家务，全由她一人扛着。两人相识于1930年的上海。
那时陈独秀用化名＂李先生＂在弄堂里住着，谁也不知他的真实身份。一次他胃病发作，摔在弄堂里，下班路过的潘兰珍把他扶起来照料。
此后两人往来渐密，她帮他洗衣做饭，他教她读书识字。感情就是这样一点点攒出来的。
潘兰珍一开始只当丈夫是个穷教书先生，直到他在上海被捕入狱，她看了报纸才知道身边这个老头是鼎鼎大名的陈独秀。陈独秀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关了四年十个月，她就搬到监狱附近住着，几乎天天去探望。
三儿子陈松年因为躲避战乱，也带着祖母和妻儿迁到江津，在国立九中任教。节假日时陈松年一家会翻山越岭来石墙院探望，一来一回三十多里路，格外辛苦。
病倒之初，陈独秀没有让人去通知儿子。潘兰珍起初也不觉得这次有什么特别，丈夫病倒的次数多了，往常也都挺了过来。
几天过去，病情没见好转，一站起来就天旋地转。她这才真正慌了神，赶紧托邻居带信到江津城里。信直接寄到了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手上，信里还嘱咐何之瑜让邓仲纯一同前来。信寄出的当晚，陈独秀就彻底晕厥过去。
身体冰凉，四肢僵直，冷汗如雨。邻居帮忙把他抬上床，又请来了乡下的大夫。昏迷一个多小时后他才苏醒，但很快又昏了过去。
清醒的间隙里，他时而觉得浑身冰冷，时而又烧得仿佛置身火炉，发烧反反复复，退不下去。何之瑜第二天清晨收到信，立刻通知了陈松年。
陈松年先行赶往鹤山坪，何之瑜处理完事情后与邓仲纯一同赶来。等几人都赶到时，陈独秀的躯体已经僵困无力，只剩头脑偶有清醒。
邓仲纯是老朋友，又懂医，立刻对症用了药，病情才略有缓解。病危的消息很快传开。
朱骝先、蒋梦麟以北大同学会的名义各送上五千法币作医药费，段锡朋、王星拱各送两千元，许静人送一万元，余骐送五百元。这些人都清楚陈独秀晚年过的是什么日子。
江津县城的邓燮康、高语罕也赶了过来，看过病情，心里都有数，开始商量后事。棺木衣衾一应事务，邓燮康一人全部揽下。
邓仲纯其实比谁都清楚，陈独秀郁结于心日久，加上肠胃病、高血压、心脏病多疾并发，已是无力回天。但陈独秀求生意志很强，一直惦记着重庆的曾、周两位医生。
邓仲纯不忍打破他的希望，只好安慰说请帖已经发出去了，两位医生不日便到。潘兰珍抱着同样的希望，决定亲自带信去重庆。
从鹤山坪走到江津，再乘船走一百八十里水路到重庆。她终于找到了两位医师，可他们都抱歉地表示脱不开身。
两位医师很细致地看了病情记录，一同研讨了治疗方案，开了处方，又＂各赠药品＂。周医师还把家里太夫人用的降血压针剂也送了过来。
临走前他安慰潘兰珍，说老先生的病休养一段就好。两位医生之所以不来，是因为他们看完病情记录就明白陈独秀已无救治可能。
这一点邓仲纯早就心知肚明。两位医生违心的安慰，和邓仲纯未加阻拦的放行，都是出于同一份慈悲。
潘兰珍回到鹤山坪，众人一看她孤身而归，便都明白了。陈独秀见两位医生没有一同前来，心头升起一阵巨大的失望。
身边的安慰话一句句飘过耳边，他太疲倦了，闭上眼不再言语。几天后他开始意识模糊，在恍惚中见到许多久不相见的亲戚老友。
前两任妻子高大众、高君曼，母亲，蔡元培，大姐，早亡的大哥和二姐，牺牲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苏曼殊、李大钊……一张张脸孔在眼前闪过。
5月22日上午，陈独秀气息越发微弱，又一次昏厥过去，邓仲纯赶紧为他注射强心剂，才把他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此后一轮接一轮的昏厥，每一次都靠强心剂把他唤醒。
每一次昏迷，都伴着潘兰珍凄厉的哭喊。陈独秀的墓地其实已经选好了，而且不止一处。
众人都在为他的身后事操心，只有陈松年没参与讨论，他心里有自己的打算，希望将来能把父亲葬回安庆老家，与生母合葬。五年之后，他果真做到了这件事。
长时间卧床加上高烧，让陈独秀大便秘结，几日未解，憋得难受。23日，江津县城的两位西医赶来，为他施以灌肠之法，大便才通下来。
身体的憋胀虽有缓解，病情却毫无转机。医生们看过之后，又无奈地离去。接下来的日子，陈独秀时时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紧张。
想睡却睡不着，呼吸越来越短促，几乎窒息。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在一寸寸被死亡吞没。对生的留恋让这份痛苦更加难熬。
他开始在心里和自己博弈，想劝自己从容些，平静些。5月25日那天，这场博弈似乎有了结果。他情绪缓和下来，身体的不适也减轻了些。
上午屋子里只剩潘兰珍一人时，他嘱咐妻子，自己走后务必要生活自立，若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这番话说得平静，潘兰珍却早已泣不成声。
等情绪稍稍平复，陈独秀又叫妻子把何之瑜请到床前。这位以友兄相称的北大学生，三四年里为他付出了很多。身后事还得托付给他。
陈独秀问他这几天用的是哪里来的钱，何之瑜如实说，自己有一点，又向农工银行借了一点。陈独秀听了，叹了一口气，说自己有钱存在人家银行里生利息，让别人来借钱垫付，才是真正的笑话。
他说的＂自己的钱＂，正是教育部那笔一万银元的预付稿费。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也没有要把钱取回来的意思，反而交代，这笔钱他走后原封退回。
潘兰珍以前劝过他好几次，日子实在难过，不如把书名改了，稿费就能动用。他从没松过口。
在他的逻辑里，改书名就是谈条件，条件没达成就拿钱，等于妥协。他陈独秀若肯妥协，又怎会走到今天这步田地。
宁可靠人接济、卖字换米，也绝不碰这笔钱。陈独秀告诉何之瑜，自己没有一分钱可以留给潘兰珍，只有几只古瓷碗和几件旧衣可以留给她。
那几只瓷碗一共五只，是他在南京狱中时朋友赠送的，据说是显德四年的古物。潘兰珍后来一直当宝贝似的收着，日子最难过时拿去典当，才被告知是赝品，并不值钱，后来又遗失了。
交代完这些，陈独秀整个人平静下来，枯瘦的脸上多了几分安详。此后一天多，他未进一粒米，身体衰竭得极快，意念时常陷入空无。
朦胧中他能听出潘兰珍的哭声，这哭声让他心口堵得难受。他牵挂这个陪了自己十多年的女人，才三十四岁，往后漫长的日子该怎么过。
陈独秀最后一次睁开眼时，示意潘兰珍俯身到跟前。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又说了一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话说完，眼睛重重合上。
强心剂和降压针交互注射，这一次再也没有把他从昏睡中唤回来。包惠僧从重庆赶来时，老友已经昏迷不醒。
潘兰珍把他拉进屋里，拨开陈独秀的眼皮，希望他能看一眼这位他一直惦记着的朋友。包惠僧的脸映入眼帘，陈独秀的眼珠轻轻滚动了一下，几颗眼泪缓缓滑落。
眼皮再次合上，就再也没有睁开。1942年5月27日夜间9点40分，陈独秀在江津鹤山坪石墙院走完了六十三年的人生。
陈独秀辞世后，江津乡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出手相助，捐出邓蟾秋原本预备自用的上等香楠木棺材，又在鼎山康庄捐出一块园地作墓地。各方朋友送来赙仪礼金共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元，全部花费三万八千七百五十三元，超支的五千元由北大同学会补齐。
6月1日下午一点半，灵柩从鹤山坪抬出，三十里山路一路送到江津大西门外鼎山麓康庄。送葬队伍有亲属、学者、双后小学的学生、乡邻共百余人，沿途不时有人燃放鞭炮致哀。
这份厚葬超出了陈独秀生前的任何预想。那份＂厚＂的根子，是跨越政见隔阂去看一个人的操守。
他更想不到的是，五年之后，三子陈松年将他的灵柩顺长江千里东下，归葬安庆叶家冲，与原配高大众合葬在一处。又过去数十年，当年那座不起眼的小土坟被扩建成了独秀园，汉白玉墓冢、牌坊、纪念馆相继落成，气象恢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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