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热衷预测“超美”，这种强对比叙事几乎伴随新中国全程。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修昔底德式的敏感中；改革开放后，美国也开始敏感了。于是，一场世纪冷战拉开序幕。
伴随着这个过程，中国也一直存在着“超美”的叙事，这其实是一种被放大的民族防御心理。
林毅夫预测2050年前中国居民平均收入达到美国现在的50%，这种线性假设没有意义，是说给国人听的。因为它预设了中国年均增速必须长期超过美国2个百分点以上，只能说是纯统计学的功夫，违背周期理论和边际递减规律。经济是非线性的、变量无限的，长周期可以定向，不可能精算。
近十年来，一大批学者预测中国经济“超美”，从2022年、2024年、2025年，到刘元春先后修正为2027年、2029年，林毅夫再修正到2030年，牛犁、黄剑辉、任泽平和姚洋等纷纷加入，像一群算命先生。现实却是：2021年中国GDP占美国的77.1%，达到峰值，2025年降至63.8%，数据打了所有预测者的脸。
总量“超美”意义何在？
2022年，中国社会保障性支出占GDP比重仅3.02%，同期发达国家平均为26.75%；财政供养支出是社保支出的13倍。2024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约39.9%，美国为67.9%。美国以不到中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接近中国两倍的消费总量。这些冰冷数据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生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若民生指标上不去，“超美”意义又是什么？
只能说是防御性悲观：骨子里悲观时，主动设计积极目标以获取舒适感。“超美”是精神治愈系。
中国经济学界在“超美”议题上存在三种扭曲。
第一，用总量对比掩盖质量对比。
GDP是流量，不等于存量财富；是生产，不等于到手福利。规模可以靠投资、债务和人口红利堆高，福利改善却需要分配机制、社保体系和消费文化的深层变革。
畸形发展只会加剧产能过剩。
第二，用大国竞争目标替代民生目标。
“超美”是地缘政治叙事，不是经济内生动力，苏联已证明这一点。经济最终要回归经世济民，以国民生活水平为衡量标准。
第三，把统计学当成了预测学。
大词主义的算命先生涌现，是知识界的堕落。这些预测不是经济分析，更非经济模型，只是数字游戏。
回看2018年后的中国经济，几乎所有问题都与分配有关。提高居民收入才是当务之急。所以，我们必须走出防御性悲观；过度的自信，恰好是骨子里不自信的反应。
走出GDP“超美”的目标性叙事，让居民的美好生活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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