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东北局对黑龙江党的领导机构作出调整，张启龙出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此时的黑龙江，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战后接管地区，工矿企业恢复、城市治理、农村土改和干部培养，件件都在考验新政权的组织能力。
这次班子调整，背后有一个重要变化。此前，黑龙江地区的党政工作分散在哈尔滨、齐齐哈尔、鸡西、鹤岗、伊春等地的工作机构中，嫩江地区也有相对独立的领导系统。随着东北战局发展和行政区划变化，原有机构逐步合并，省委领导班子由此走向稳定。
张启龙并非突然进入黑龙江核心领导层。哈尔滨解放后，他长期参与东北地区的党政工作，对地方干部、城市接管和基层组织建设都有较深了解。1949年担任省委书记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地域辽阔、经济基础差异明显的省份，既要抓生产，也要把分散的地方力量拧成一股绳。
与张启龙搭档的第一位常委，是赵德尊。
赵德尊在东北解放进程中资历较深。1945年东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后，他参与东北干部团工作，后来又投入哈尔滨、鸡西、鹤岗、珲春等地的党组织建设。许多地方党政机构能够较快建立，与这一时期干部工作的铺开密切相关。
黑龙江省委建立初期，赵德尊担任组织部门负责人，主持干部审查、党员发展和地方组织整顿。这类工作不显山露水，却直接关系到政权能否扎根。张启龙负责全局，赵德尊抓组织，两人的分工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第二位是于毅夫。于毅夫是吉林双城人，抗战时期便在东北从事党的宣传和群众工作，曾担任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宣传方面的职务。东北地区情况复杂，宣传工作不仅是写文章、办刊物，更要把抗战目标讲给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听。
于毅夫文字能力很强，熟悉东北社会，也有较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黑龙江省委调整后，他曾担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在政权建设和社会动员方面发挥作用。他的经历说明，早期地方领导班子并不只是军事干部的组合，宣传、组织和行政人才同样不可缺少。
杨英杰是名单中的第三位。杨英杰早年在东北参加革命工作，后来进入延安学习和任职，积累了党务、宣传及行政管理经验。哈尔滨解放后，他曾参与嫩江地区政权建设，并担任过相关政府领导职务。
杨英杰的特点，是既懂宣传，也熟悉政府运行。东北解放后，地方政府面对的不只是恢复秩序，还要接收旧有机构、安置人员、恢复交通和组织生产。杨英杰后来转入经济计划工作，正是因为这方面的经验得到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计划干部十分紧缺，他的工作重心也随之发生变化。
第四位常委是冯纪新。
冯纪新有新四军工作经历，长期从事组织和地方领导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嫩江地区的组织建设，担任过组织部门负责人。东北许多地区刚刚从战争状态转入建设阶段，干部队伍成分复杂，基层机构尚未完全理顺，组织工作往往比行政命令更需要耐心。
黑龙江省委调整后，冯纪新还承担东北局农委方面的工作。农业问题是当时黑龙江的根本问题之一，土地关系、粮食生产和农村政权建设相互牵连。后来他调往华东地区任职，担任江苏省副省长等职，继续从事地方建设工作。
第五位是富振声。他与前几位经历不同，是东北抗日联军出身的干部，也是这批领导成员中具有抗联背景的代表人物。
富振声早年参加东北抗日斗争，曾在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担任政治部主任。林海雪原中的抗联部队物资匮乏、环境恶劣，政治工作人员既要做部队思想工作，也要负责联络群众、筹集物资和传递情报。富振声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较强的组织和宣传能力。
1938年以后，富振声曾到延安工作。东北局势变化后，他又随干部队伍返回东北，参与牡丹江等地的政权和组织建设。黑龙江省委成立之初，他进入领导班子，后来还担任东北局宣传部门和吉林省方面的领导职务。
这五个人的经历放在一起，恰好构成了黑龙江早期领导班子的基本面貌：张启龙负责统筹，赵德尊侧重组织，于毅夫长于宣传和行政，杨英杰熟悉政府与经济工作，冯纪新拥有丰富的地方组织经验，富振声则代表了东北抗联系统的干部力量。
有意思的是，他们并非来自同一条干部成长路径。有人从抗战时期的东北地下工作走来，有人经历过延安学习，有人来自新四军系统，也有人长期在抗联部队坚持斗争。正是这些不同经历，汇集成了黑龙江从接管、整顿走向建设所需要的领导结构。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