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春，天京城内，翼王石达开与谋士张遂谋多次密议军政。此时的太平天国，表面仍有天王号令，内部却已被天京之变撕开裂口。石达开手握重兵，却处处受到洪秀全提防，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离开天京的，正是这场持续发酵的权力危机。
张遂谋在史料中留下的形象颇为特别。他高度近视，军中有人称他为“张瞎子”，但读书甚多，谈论军国大事时，常能引经据典，言辞锋利。早年参加拜上帝会，后来一直在石达开麾下办事，因此颇得信任。
石达开并不是只会冲锋陷阵的武夫。金田起义后，他逐渐成为太平军中颇有威望的将领。1856年湖口之战，他击败湘军水师，迫使曾国藩一度投水求生，这场胜利使其声望达到高峰。曾国藩称他“最悍”“最谲”，左宗棠也承认其才智和笼络人心的本领高于太平军诸将。
可一个人越有声望，越容易成为猜忌的对象。天京之变后，韦昌辉、秦日纲等人相继覆灭，石达开被推到总理朝政的位置上。洪秀全需要借助他的能力，却不愿让他真正掌握权力，于是封自己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以此牵制石达开。
这两个王爵的设置，几乎没有带来实际的治国能力，反而加重了朝政混乱。石达开对此十分不满，张遂谋便抓住机会劝说：“王得军心，何郁郁受人制？”这句话听上去痛快，却没有解决天京内部的根本矛盾。
据相关记载，张遂谋甚至提出过更激烈的主张，大意是废黜洪秀全，诛除洪氏诸王，再以“奉天意”为名另立政权。这个建议触碰了石达开的底线。石达开虽与洪秀全产生裂痕，却仍以天国名义和君臣关系自持，不愿公开走到弑君夺位那一步。
一计不成，张遂谋又换了方向。他以刘备入蜀为例，劝石达开离开天京，进入四川，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形成鼎足之势。这个说法比公开造反更容易被接受，也更符合石达开当时的处境。
问题在于，刘备入蜀有荆州作为跳板，有诸葛亮、庞统等人筹划，更有稳定的后方与明确的战略目标。石达开手里的军队虽然能战，却没有可靠粮道，也没有固定地盘。把三国故事中的一段经验，直接套到太平天国身上，未免过于轻率。
1857年5月，石达开离开天京，随后抵达安庆。他曾写诗表明心迹，其中有“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宠”之句。诗中仍保留着太平天国的名义，说明他当时并非立即宣布与洪秀全决裂，而是希望带走一支队伍，另谋发展。
洪秀全得知后迅速补救，撤去安王、福王的封号，又派人携“义军”金牌和六十八名将领联名信，请石达开回京主政。若此时双方能够重新谈判，太平天国或许还有调整余地。然而石达开最终没有回头，张遂谋的意见显然起了重要作用。
离开天京后，石达开名义上拥有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实际上却背负着沉重包袱。太平军在各地接连失利，武昌、镇江相继失守，天京又被湘军逼近。石达开没有获得稳定的粮源和兵员补充，只能不断转移，寻找新的突破口。
更麻烦的是，队伍内部并不铁板一块。杨辅清、林彩新等部将先后与石达开分离，原本依靠个人威望维系的军队逐渐出现裂痕。石达开仍有号召力，却很难像在天京时期那样调动整个太平军体系。
1859年9月，石达开部在湖南宝庆失利，向广西方向退却。武卫军将领蔡次贤曾劝他返回天京，重新参与太平天国的整体部署。张遂谋得知后，派人拘捕蔡次贤等人并处死。此举激怒了彭大顺、朱衣点、汪海洋等将领，他们不愿再受约束，率部离开。
从这件事看，张遂谋的问题并不只是“主意差”。他习惯把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困局，化成少数人的忠奸之争；一旦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便试图用强硬手段压下去。结果非但没有稳住军心，反而把尚能作战的将领推向了对立面。
此后，张遂谋逐渐从石达开的队伍中消失，结局不详。石达开则继续辗转作战，最终在1863年大渡河陷入绝境，所部覆没，本人被清军俘获，后于成都受审处死。把全部败因归到张遂谋一人身上，显然不够准确；但在关键关头，他的判断确实让石达开错过了回旋机会，也使一场本可协商的分裂，走成了无法收拾的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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