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姆打破禁忌，英国离重返欧盟还有多远？|工党|德国|欧盟|法国|罗恩·伯纳姆|美国|脱欧|英国首相斯塔默

以下文章来源于凤凰卫视，作者胡毓堃

◆2026年10月8日，德国总理默茨在柏林总理府以军礼欢迎英国首相伯纳姆。（图源：路透社）

文/胡毓堃

编辑/漆菲

在“脱欧”问题上一向表态谨慎的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期却出现了明显的立场转向。

今年9月底，他先后在工党年会和媒体采访中批评十年前“脱欧”公投弊大于利，表达个人对重返欧盟的愿望，也打破了工党2024年竞选时为“脱欧”议题划定的红线。10月8日，伯纳姆作为首相首访德国，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英德关系迎来重要节点。

访德归来后，伯纳姆继续就英欧关系释放信号，引来英国保守党和改革党内“脱欧”派的强烈批评，却也打破了英国公共讨论中“脱欧”议题的某种禁忌。欧盟方面积极回应，英欧民众对英国“返欧”也表现出一定支持。

然而，英国长期坚持的“与欧洲同在，却不受其约束”的理念，与欧洲一体化要求成员国共同承担义务的逻辑之间，始终存在难以调和的张力。即将于11月前往英欧峰会的伯纳姆，或许能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靠近，却很难在短期内跨越这道制度与政治门槛。至于他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愿望能否实现，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英德关系的“历史性时刻”

10月8日或许是英德关系近年来最好的瞬间。德国总理默茨举行隆重仪式，以全套军事礼仪（包括检阅仪仗队）欢迎伯纳姆的造访。

德国是伯纳姆就任首相后首个访问的欧盟国家，而他之前的两次出访都不属于双边外交——8月24日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与欧洲多国领导人到访基辅，9月底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首次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重视对德关系而言，伯纳姆与前任斯塔默一脉相承（后者上任七周后正式访问德国）。相比之下，保守党籍前首相苏纳克就职18个月后才第一次抵达柏林，令不少德国政要深感失望。工党政府致力于修复十年前“脱欧”公投后开始疏远的英德关系，而伯纳姆的柏林之行见证了默茨口中两国关系的“历史性时刻”。

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双方正式批准《英德友好与双边合作条约》，标志着二战后两国第一份双边条约即时生效。该条约于去年7月17日默茨访英期间与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签署，因签约地位于肯辛顿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故被称为《肯辛顿条约》。这一地点体现了两国特殊的历史纽带：维多利亚女王和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分别来自英国和德国。

除了历史象征意义，《肯辛顿条约》不乏实质合作。条约第22条确立了两国防务伙伴关系、国防产业合作、乌克兰战后重建、打击非法移民、战略科技伙伴关系、北海基础设施开发、直达铁路、英国公民电子通关入境德国、校际交流旅行免签、经济可持续发展等17个优先合作项目，体现了双方深化多领域合作的决心和方向。

◆默茨和伯纳姆在德国总理府与学生互动。（图源：EPA）

或许是为了体现两国面向未来、人文交流的关系前景，德国在举行《肯辛顿条约》批准和换文仪式时，特意安排数名高中生站在伯纳姆和默茨身后，共同见证这一时刻。

之后与这些学生进行互动时，默茨强调《肯辛顿条约》为两国学生互访带来的便利，伯纳姆则开起玩笑：“哈里·凯恩（效力于德甲拜仁慕尼黑队的英格兰足球明星）才是真正的英国大使。”

根据当日发布的英德联合声明，伯纳姆和默茨达成的“里程碑”共识包括：打造以人工智能和关键技术为核心的产业技术走廊，合作抵御“混合威胁”，深化太空战略合作，共同支持量子技术研发，创立区域增长论坛。伯纳姆还宣称，要促成德国加入由意大利、日本、英国参与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共同研发下一代战斗机。

欧洲前两大经济体此时密切互动，不只是为了延续历史传统。相似的内部困境与共同的区域挑战，正推动两国调整战略目标、重塑双边关系。

持续四年多的俄乌战争，是英德乃至英欧关系回暖的直接推手。基于支持乌克兰的共同立场，以及对欧洲安全风险的共同担忧，两国政府开始弥合分歧，在援乌和应对俄罗斯方面寻求最大共识。特朗普重返白宫则为美欧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也促使欧洲重新审视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将战略自主提上更紧迫的议程。

2025年以来，援乌“志愿联盟”成立，英法德三国的“E3”机制也重新活跃起来。该机制形成于2003年，最初主要协调伊朗核问题及相关外交事务，如今合作议题逐渐延伸至欧洲安全与援乌。

在国际格局变化、欧洲安全形势趋紧及移民压力持续的背景下，英法德试图加强协调，在欧洲安全与外交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伯纳姆首次双边外交出访选择德国；一个月前，他在首相府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2026年9月3日，伯纳姆在伦敦唐宁街首相府会晤马克龙。（图源：PA Wire）

除了对欧洲整体安全的“远虑”，英德两国也面临迫近的“近忧”。8月初，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接连发生无人机闯入或袭扰事件。德国方面经过调查后，将相关事件与俄罗斯的“混合攻击”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北约持续关注海底光缆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北海成为英德共同关注的战略区域。两国日益担忧，网络攻击、无人机袭扰以及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潜在破坏，已不再局限于乌克兰战场，而是将安全风险带到欧洲各国身边。

从国内政治看，两国领导人也各有现实考量。伯纳姆领导工党在两场下议院补选中获胜，执政党支持率止跌回升，为他重新讨论“返欧”选项提供了更多政治空间。默茨则面临更严峻的压力：9月三场州议会选举中，其阵营表现不佳，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进一步扩大影响力。面对低迷的执政支持率，深化对英关系、寻求外交突破，成为默茨政府争取主动的途径之一。

与此同时，法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疑欧立场鲜明的极右翼候选人有望冲击总统职位。一旦法国政治方向发生重大转变，欧盟长期依赖的“德法轴心”将面临更深层的考验。对仍由建制派执政的英国和德国而言，加强协调不仅关乎双边关系，也关乎能否共同应对欧洲内部政治版图变化与外部安全压力。

“返欧”议题不再是禁区

伯纳姆近期的表态，与他就任英国首相前后的言论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斯塔默执政时期，工党政府因政策频繁“U型转弯”受到关注，伯纳姆在英欧关系上的立场转变，堪称后斯塔默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政策转向之一。

十年前，伯纳姆在“脱欧”公投中支持留欧，是公开的“留欧派”。但今年6月参加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时，他不得不面对当地的民意现实，调整了相关表述——2016年，该选区有66%的选民支持“脱欧”。伯纳姆没有在这一敏感议题上触动选民神经，最终以明显优势胜出，为竞逐工党党首和英国首相奠定了基础。

当时，伯纳姆表示将延续工党2024年竞选纲领：不推动英国重返欧盟、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也不恢复与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他还承诺，不会再次挑起有关“脱欧”的争论，也不建议英国考虑“返欧”。

但出任首相后，伯纳姆的视野逐渐从单一选区的民意转向英国整体民意的变化及欧洲地缘政治形势，并开始重新审视英国与欧盟的关系，逐步推动自己的政治理念与议程。

韦斯·斯特里廷是工党政府最早喊出“返欧”的内阁大臣之一，他在今年5月公开表示“脱欧”是“灾难性错误”，而英国的未来在于重返欧盟。助力伯纳姆就任首相后，斯特里廷被委以重任——担任国防大臣。他此前的表态在客观上为伯纳姆做了舆论“试水”，后者发声只是时间问题。

◆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发表讲话。（图源：盖蒂图片社）

9月29日，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会上表示：“我不能告诉你们，我们目前的处境已经足够好。‘脱欧’弊大于利。”他强调，英国未来应更加重视与欧盟的关系。“在决定如何与我们目前最大的市场——欧盟——建立长期关系之前，我们无法为英国规划一条清晰的道路通向本世纪剩余时间的未来。”

次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伯纳姆进一步解释说：“我已经说过这话，没必要否认。我在书中写过，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换一种说法没有意义。”

不过他强调，个人意愿不等同于工党的正式政策。他提出了四种可能选项：维持现状、加入关税同盟、同时加入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以及重返欧盟。他还称，工党未来的竞选纲领不排除承诺举行新的入欧公投。

访德归来后，伯纳姆再度释放“震撼弹”。10月11日，他在播客节目《其余皆是政治》（The Rest Is Politics）中透露，入主唐宁街10号后，曾询问有关俄罗斯是否可能干预“脱欧”公投的问题，并补充说：“我得到的回答是：是的，确实存在。”

“脱欧”与“返欧”之辩一向是英国政坛的敏感话题。伯纳姆不仅打破了这一禁忌，措辞也颇为尖锐，引发“脱欧”支持者的强烈反弹——极右翼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便怒斥他是“骗子”。伯纳姆对此解释称，自己并非质疑“脱欧”公投的合法性，而是希望推动英国与欧盟达成协议，建立更加紧密、长远的关系。

纵观伯纳姆及工党其他内阁大臣的表态，他们并未将“返欧”列为政策目标，而是试图传递一种不同于此前保守党政府和斯塔默政府的信息：未来十年，英国必须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不能再回避重塑英欧关系这一问题。

◆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之际，支持回归欧盟的民众发起游行。（图源：路透社）

对伯纳姆而言，眼下正是重新讨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合适时机。多家民调机构发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英国人认为，十年前的“脱欧”决定是个错误，并支持举行第二次公投；反对者约占三成。英国改革党陷入政治资金丑闻后，工党支持率重新升至第一。

伯纳姆围绕“返欧”议题发声后不久，工党又在斯塔默辞职后出缺的选区补选中击败左翼绿党领导人波兰斯基，成功守住席位。绿党年会此前通过决议，把“犹太复国主义”定性为“种族主义”，遭到犹太群体的强烈批评。

◆益普索的民调显示，半数以上英国人支持重返欧盟。（图源：Ipsos）

民意变化为伯纳姆重新讨论英欧关系提供了时机，改善英欧关系也被他视为应对多重困境的重要抓手。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BR）、《金融时报》等机构的分析显示，“脱欧”给英国经济带来了持续压力：相关估算认为，英国生产率可能因此降低约4%，长期GDP水平可能减少6%至8%，投资则可能下降12%至18%。与此同时，英欧贸易也受到明显冲击。

随着英欧峰会将于11月20日举行，伯纳姆近期的所有表态都在服务于此次峰会的目标。10月12日，他披露了促成英欧最新协议的愿景，包括食品标准一致化，对接碳排放交易体系，允许更多年轻人在国外生活、工作和学习等方面的协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返欧”议题亦关系到联合王国的维系。十年前，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多数选民支持留欧，威尔士支持留欧的比例也高于全英平均水平。由于爱尔兰是欧盟成员国，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之间是否会因“脱欧”形成“硬边界”，一直是英国“脱欧”进程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在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的部分民族主义者看来，伦敦主导的“脱欧”损害了当地的发展利益，“脱英入欧”才是未来的康庄大道。

伯纳姆打破“脱欧”议题的政治禁忌，恰逢三地民族主义阵营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历史性会晤约半个月后。此前，英国工会大会年度会议也通过动议，要求政府摒弃不必要的谈判“红线”，推动建立尽可能紧密的英欧伙伴关系。无论是工党的传统支持群体，还是联合王国内部的凝聚力，都要求伯纳姆改变前任的“鸵鸟心态”。

重塑关系：英欧苦寻定位

伯纳姆抛出橄榄枝后，欧盟多国积极响应：默茨用实际行动高规格接待；马克龙称英国愿意重返欧盟“对英国和欧洲而言都是极好的消息”，还用英语说“欢迎回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该国将“张开双臂”欢迎英国回归，而7月中旬，英国和欧盟已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该地区与西班牙的陆路边检。

与英国类似，支持英国“返欧”在欧盟主要国家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今年恰逢“脱欧”公投十周年，舆观调查公司（YouGov）6月发布的民调显示，58%的法国民众和63%的德国民众支持英国“返欧”，反对者在两国都不到20%。当美国作为主要经贸伙伴和安全盟友的可靠性日益存疑，英国和欧盟将彼此视为更值得倚重的伙伴。

◆德法多数民众支持英国“返欧”，但反对其“选择性返欧”。（图源：YouGov）

然而，看似“双向奔赴”的共识背后，英欧之间的分歧同样突出。舆观的民调显示，尽管55%的英国人支持“返欧”，但如果英国重返欧盟后不能继续享有“选择退出”或“选择不参与”（opt-out）的特殊待遇，支持率便会降至35%。

英国的顾虑，在欧盟内部同样存在。调查显示，如果英国按照原有规则重返欧盟，法国和德国的支持率均不足40%；如果英国还要求保留“选择不参与”的权利，两国的支持率更将降至20%。由此可见，争议的焦点并非英国是否应该“返欧”，而是英国能否在重返欧盟的同时，继续享有特殊待遇。

1973年，英国历经三次申请，终于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然而，不到两年，英国便因国内对欧洲一体化的分歧举行首次“留欧”公投，最终以67.2%的支持率决定留在共同体内。

◆1972年1月22日，英国等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签字仪式在布鲁塞尔的埃格蒙特宫举行。次年，英国正式成为欧共体成员。（图源：盖蒂图片社）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欧洲一体化向统一大市场和货币联盟推进，英国出于维护国家主权、保留英镑独立地位等考量，选择不加入欧元区；对于促进人员自由流动的申根区，英国也始终保持距离。这使英国长期处于一种特殊位置：身为成员国，却在欧洲一体化的部分核心领域置身事外。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率先发难，提出举行“脱欧”公投的竞选承诺。2016年6月23日，公投如期举行、英国人选择退出。此后十年，英欧双方均体会到后“脱欧”时代的阵痛和消耗，“重新携手”的呼声又浮出水面。

兜兜转转半个多世纪，伦敦与布鲁塞尔面临的核心难题，从来不只是贸易、人员流动等技术性分歧，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下，英国与欧洲究竟应如何定位彼此的关系？英国长期坚持的“光荣孤立”、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能否找到兼容之道？

凭借海上霸权、庞大的殖民帝国和对欧陆列强奉行的均势外交，英国长期保持着与欧洲大陆若即若离的关系。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1946年的苏黎世演讲中呼吁建立“欧洲合众国”，推动了战后欧洲一体化的讨论，但同时强调：“我们与欧洲同在，但并非其中一员；我们彼此关联，却不被其所包含。”这种既支持欧洲联合又坚持英国特殊地位的立场，成为此后英国对欧政策的重要底色。

然而，二战后大英帝国日渐衰落，“帝国特惠制”难以为继。苏伊士运河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英国实力的局限。丘吉尔所构想的“三环外交”——以英联邦、英美特殊关系和联合的欧洲为三大支柱——也面临现实挑战。面对帝国影响力衰退、欧洲经济一体化加速的现实，英国出于经济利益考量，尝试以一种“半心半意”的姿态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

时至今日，英国虽然早已走出外交上的“光荣孤立”，却难以摆脱身份认同上的矛盾：既希望借助欧洲的地缘与经济优势，又希望依托英美特殊关系维持全球影响力；既想成为影响欧洲事务的重要力量，又不愿因深度融入欧洲而让渡过多主权与控制权。对英国而言，如何在欧洲与美国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始终是一道战略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