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北京，总后勤部领导班子调整，郭林祥走进这个军队大机关时，面对的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摞摞积压多年的材料，以及许多等待处理的人和事。
那时，张宗逊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党委书记，郭林祥出任政委、党委副书记，张池明则继续担任第二政委。按资历看，张池明到总后勤部更早，长期从事后勤领导工作，曾任参谋长、副部长和政委。如今职务排序发生变化，机关内部的气氛自然十分微妙。
真正棘手的，不是座次。
1971年9月以后，总后勤部的工作经历过调整和整顿。在李先念、余秋里等人的指导下，机关秩序逐步恢复，但历史遗留问题并未因此消失。干部如何处理，材料怎样甄别，过去的结论要不要重新核实，每一件事都牵涉到具体人的政治命运。
郭林祥到任后，很快感受到这种压力。据他回忆，找他谈话的人很多，白天来，晚上也来，有时一次谈不完，还要反复谈。有人希望他明确态度，也有人试图把他拉进各种关系之中。
面对这样的局面，郭林祥曾明确表示：“我不是你们哪一派的政委。”
这句话并不复杂，却点出了当时工作的难处。政委的职责不是替某一方撑腰，而是按照党的政策和组织原则处理问题。若把干部工作变成相互攻守，机关表面上有秩序，实际却会更加混乱。
干部政策的落实，成为总后勤部内部争议最集中的一项工作。
有人认为，过去被处理、被打倒的干部，既然有过问题，就应当逐个审查，不能轻易推翻原有结论。郭林祥及不少同志的看法则不同：干部有思想、工作或作风上的缺点，并不等于存在根本性问题；只要事实清楚，就应当实事求是地处理，不能把所有人长期搁置。
“一个一个来，要拖到何年何月？”这类意见，反映出当时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要求。
问题在于，郭林祥分管干部工作，张宗逊又是党委书记。两人在大方向上都要维护机关稳定，但遇到具体案件时，判断和处理节奏未必完全一致。总后勤部掌握着军队物资、装备、财务和干部等重要事务，任何人事决定都会牵动不少部门，难以简单处置。
有意思的是，张池明并不是后来才进入总后勤系统的人物。
1955年，他调任总后勤部参谋长，之后担任后勤学院副院长、院长。1962年，他出任总后勤部副部长；1967年，李聚奎离开总后勤部政委岗位后，张池明接任政委。论工作经历，他对总后勤的机构、人事和业务十分熟悉。
1969年9月，军队领导班子又有一轮调整，张池明成为副部长、副政委中的一员。1971年9月以后，这批干部的职务又发生变化。到1973年新的班子形成时，张池明仍在总后勤部担任政委，只是排在郭林祥之后。
这项安排本身，就带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它既是组织调整，也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军队领导结构的重新安排。职务排序改变后，具体工作如何分工，彼此之间怎样配合，往往比纸面上的任命更难处理。
两年之后，局面再次变化。
1975年，大军区级单位进行整顿和干部调动，郭林祥、张池明先后离开总后勤部。上级没有继续设置通常意义上的政委岗位，而是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震为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负责日常工作。这个安排说明，总后勤部当时更看重的是先把机关运转和具体事务稳定下来。
郭林祥随后到新疆军区担任政委，张池明则调往炮兵部门担任政委，接替王平的职务。两人的离开，并非简单的平级交流，背后显然与当时军队整顿、干部审查及领导班子调整相互交织。
张池明到炮兵后，曾对王平原先的一些工作作出否定性处理。欧阳毅的回忆材料提到，后来在1976年，围绕王平过去讲话和工作的处理又出现变化，相关批判被重新审视。王平调任武汉军区后，炮兵方面还曾将一些材料送去，武汉军区没有照单接受，而是退回了材料。
这件事并未立即结束。
1977年，炮兵委员会致函王平，承认此前对他的批判存在错误。此时，张池明已经被免去炮兵政委职务。总后勤部那场持续两年的领导调整，也由此留下一个清晰侧面：在特殊历史阶段，职务排序、干部政策和机关工作的关系，远比任命名单上的几行字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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