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春，北京海军司令部，丁宝林第一次认真记下周希汉家里的伙食账。几行数字看起来很简单：首长每天8角，家属6角，孩子4角。可在丁宝林眼中，这并不只是一笔日常开销，而是周希汉对公私界限、生活作风的一种坚持。
那时的周希汉，已经从云南十三军调到海军司令部任参谋长。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病，使他久坐十分难受，可工作依旧排得很满。丁宝林回忆，周希汉常常忙到深夜，有时干脆躺在床上处理文件，尽量不让身体状况影响工作。
丁宝林原先在中共云南省滇南工作委员会工作，担任交通班副班长。接到调令后，他既高兴又紧张，毕竟是到首长身边工作，稍有疏忽，就可能影响整个家庭的安排。
初次见面时，周希汉没有摆出军队高级干部的架子，只是把任务说得很明白：“照顾好家属子女，就是帮我减轻负担。”这句话让丁宝林放松了不少。周希汉还让自己的孩子称他为“叔叔”，家中的气氛因此少了拘谨，多了几分亲近。
周希汉的生活习惯，并不是到了北京才形成的。1951年秋冬，他调任驻河北昌黎的第十军军长，正值“三反”“五反”时期。家属和工作人员初到北方，衣物、生活用品都不齐全，原十军领导曾亲自送来一笔生活补助。
这笔钱按当时币制计算为300万元旧币，折合人民币约300元。对一个子女较多的家庭来说，确实能解燃眉之急。但周希汉没有收下，而是让丁宝林原样送回。丁宝林后来明白，周希汉并非不需要钱，而是不愿因职务关系接受超出规定的照顾。
到了北京，一家人终于能够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过去的供给安排中，周希汉、家属和孩子分属不同标准；环境变化后，形式统一了，周希汉却要求账目仍要分清，每个人按原定标准计算。
“8角、6角、4角”，看似有些琐碎，背后却有严格的原则。丁宝林负责管理津贴和薪金，每月都要向周希汉报告收入与支出，逐项核对，不能含糊。首长家里也不能因为职务高，就把公家的标准随意抬高。
周希汉唯一比较固定的嗜好是抽烟。丁宝林每月为他购置4条，其中3条供本人使用，1条留作待客。数量提前定下，既照顾习惯，也防止铺张。对于一位长期处在高强度工作中的将领来说，这种安排颇有军人作风：有需要，但不放任。
有一次，周希汉家乡来了十几位亲友。人数太多，无法全部安排在家中，他便让丁宝林把大家送到招待所，按战士伙食标准就餐。结账时，费用超过了周希汉当月的津贴，管理部门提出免去超出部分。
丁宝林回来请示，周希汉只说：“不能免，从津贴里分月扣。”于是，他每月拿出20元偿还，直到全部结清。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对熟人可以照顾，对公家账目却不能马虎。
生活上的节俭，并没有让周希汉变得冷硬。相反，他对革命战友的家属一直格外上心。张学思调到北京海军任副参谋长后，周希汉每年春节都要登门，专程看望张学思的母亲。他对丁宝林说：“老人把子女交给了革命，不能把她忘了。”
有位首长家属曾在晚上来电话，说孩子在“八一”小学放学后没有车辆接回。按平时规定，公车不能随便使用。周希汉听完情况，认为这是特殊事情，便让丁宝林立即去接。原则要守，实际困难也不能不管，这种分寸感贯穿了他的日常处事。
更让丁宝林印象深刻的，是周希汉对烈士亲属来信的态度。许多群众写信询问牺牲亲人的下落，有些经过多年仍没有明确消息。周希汉看到这类来信，总要交有关部门办理，并要求给来信者一个答复。
他曾叮嘱丁宝林：“即使一时查不到，也要回信，不能让他们觉得进城以后就忘了牺牲的同志。”对周希汉而言，首长家中的几角钱账目，和烈士家属的一封回信，分量并不相同，却都属于不能敷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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