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军衔评定结果公布后，许多将领私下议论的，并不是谁的名次更高，而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只看战场功绩，有些中将是否也够得上上将？
这不是对授衔结果的质疑，而是对战争贡献的一种比较。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时，评定依据并不单一，既看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资历，也看解放战争中的职务、战绩，还要综合考察革命贡献、领导能力以及建国后的工作表现。
因此，1955年授予的上将，并非人人都是冲锋陷阵的前线主将。赖传珠、甘泗淇、萧华、宋任穷、钟期光等人，在军队政治工作、组织建设和战略保障方面贡献突出，同样进入了上将行列。反过来说，个别中将虽然长期担任军事主官，战功极为耀眼，却未必能够单凭战绩改变最终军衔。
若把“战功”单独拿出来衡量，梁兴初是绕不开的人物。
解放战争时期，他长期在东北战场担任重要指挥职务，参与过辽沈战役等关键作战。东北大军入关后，梁兴初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天津解放作战中，部队承担了艰苦任务。此后，他又随军南下，参加衡宝、广西等地区的作战，作战经历相当完整。
真正让梁兴初声名大振的，是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他担任第38军军长。在第二次战役中，第38军迅速突破“三八线”附近阵地，穿插作战打得坚决，战果突出。彭德怀在电报中称赞第38军，后来“万岁军”的称号也由此流传开来。
有人问：“一个军长，为什么能带出这样的部队？”
梁兴初的特点，不只是敢打，还在于临战判断果断，能够把上级意图迅速变成部队行动。若将东北解放、进军华南和抗美援朝放在一起看，他的战功确实超过了不少已经授予上将的将领。只论战绩，梁兴初具备上将级别的分量。
王近山则代表了另一种类型。
他在红军时期就是以勇猛善战著称的指挥员，抗日战争中担任过重要作战职务。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先后担任纵队、军级领导，参加晋冀鲁豫地区作战、渡江战役和进军西南等重大战事。尤其在二野部队中，他常被视为敢打硬仗的主将。
王近山的指挥风格很鲜明，善于在复杂局面中寻找突破口，也敢于承担主攻任务。抗美援朝期间，他又担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作战。解放战争加上抗美援朝，两段经历叠加起来，若以军功为唯一尺度，他评为上将并非没有依据。
不过，王近山的军旅道路也并不平顺，个人经历和后续职务变化，都会影响军衔评定。军衔从来不是一张单纯的战功榜，组织评价必须考虑更长时期的表现，这也是他最终成为中将的重要背景之一。
周希汉的战功，同样很有分量。
他长期在刘邓大军系统内任职，参加过多次重要战役，尤其在解放战争中担任高级参谋和指挥职务。周希汉熟悉大兵团作战，善于分析敌情、组织协同，曾参与指挥部队围歼和争取敌军投降。战场上，俘获敌军高级将领较多，是其军事生涯中颇具辨识度的一面。
有意思的是，周希汉并不是那种经常出现在宣传叙事中的“猛将”形象。他更多依靠判断、部署和协调取胜。若只看战争贡献和军事才干，他同样拥有冲击上将的理由。
王必成、陶勇也常被拿来比较。王必成在华东战场以善打硬仗著称，参加过苏中、孟良崮、淮海等战役，后来又投入渡江和解放华东南部的作战。陶勇则是华东野战军中的著名战将，既能指挥主力作战，也能在局部战场上迅速打开缺口。两人都经历丰富，战功扎实，属于中将中军事履历相当突出的将领。
但授衔不能只看“谁打仗最猛”。同一场战争中，有人负责一线突击，有人负责兵团协调，有人承担后方建设，贡献形式并不相同。1955年的军衔评定，实际上是对革命战争年代整体功绩的一次综合确认。也正因为如此，梁兴初、王近山、周希汉、王必成、陶勇等人，虽未获上将军衔，却不能简单理解为战功不足。
若把历史条件压缩成“只论战功”四个字，梁兴初最接近上将标准，王近山、王必成、陶勇、周希汉也完全有资格进入比较范围。军衔有定数，功绩却各有侧重，这正是开国将领授衔问题始终引人关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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