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统计，我国视障群体人数约为1731万人，平均每80多人中，就有1位视障者，为全球视障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在这里面，全盲人士的数量占到了830万，北京邮电大学“00后”博士孙禀贺就是其中之一。
在大家的印象里，视障朋友的生活总有诸多不便，人生选择也十分有限，但孙禀贺却把一次次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打破了这个固有印象。
一个盲人，不是应该走得很慢，小心翼翼，需要被人照顾吗？没想到刚见面，孙禀贺就大步流星地朝记者走过来，差点撞个满怀。
记者跟他往实验室走，进门的时候他又差点撞上了门。
“慢点！”记者大声提醒。
他淡定地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日常，一定要接触到障碍物。”
孙禀贺，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专业，如今在读博。采访当天，他佩戴了一副眼镜。记者很好奇，为什么盲人还会戴眼镜？他说，一方面是觉得好看，另一方面，这是一副智能眼镜，眼镜腿的部位是扬声器，可以把手机屏幕上的内容播放出来。
此时，他正带领团队研发一个盲杖辅助装备，帮助盲人找门、认路口、辨红绿灯，破解“最后十米”的难题。这个项目前不久刚刚获得了戴森设计大奖中国赛区的总冠军。
“盲杖解决的是避障问题，但盲杖缺失的是什么？”他说，“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楼，我能用导航导到楼下，但导航结束的时候，我距离那个门还有一段距离。进了楼，我要找426房间，对于一个盲人来说，这些就是做不到的。”
他设计的产品可以适配任何盲杖，直接装在手柄上面，有一个摄像头和一些震动的模块，能成为视障者的眼睛。现在，孙禀贺正在攻关软件难题，“我如果几天不写代码，我就觉得我想写代码。”
一个全盲的人是如何写代码的？孙禀贺写程序时，需要借助读屏软件，快速读出屏幕代码获得反馈。他说：“这个在常人看来是个问题，但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个问题。”
颠覆记者认知的地方还有很多。
他走路大步流星，不会小心翼翼，总把记者甩在身后。他还会错把别人的声音，听成记者在说话。“我们依赖听觉获取信息，但并不代表我们的听觉在数值上会比大家高很多。比如说我自己，我对于声音在什么位置相对灵敏一点，但是我对音色就非常不灵敏，我经常会把人的声音给听混。”
“视障只是视障者身上的一个标签而已，大家都是鲜活的人。”
孙禀贺3岁的时候高度近视，8岁的时候基本完全失明了。
“我印象中还有大海的样子。因为我6岁的时候，当时快上学了，一直在医院做手术，反复地做手术，花了很多的钱。我的主治医生可能有一点不落忍了，就跟我父母说，孩子眼睛再治，基本也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们不如多省点钱，趁他还能看见的时候，去看看大海啊，看看山、草原之类的。然后我父母当时就不工作了，带着我出去玩了一圈，那些场景我基本还记得。”
“我父母发现我视力可能真的无法恢复之后，就教我怎么去打扫卫生，教我怎么去做饭。他们想着说，如果我自己去生活，我必须得能够生存在这个社会上。”
很多视障者的家长，很担心自己的孩子能不能独立出行。就算孩子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力，家里面很多人是不允许他出去的。但他父母不一样。
“我父母这一点就做得比较好。刚开始是允许我在家周围去行动，后来就允许我自己慢慢地去走。我父母有时候也是偷偷跟着我去走。因为有一次我发现我坐公交车，下了公交车，我爸突然就出现了，所以我猜测可能有时候他也是偷偷跟着我在走。”
2019年，孙禀贺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针灸推拿专业。
对绝大多数视障学生来说，这是一条安稳的路——毕业做推拿师，月薪稳定，衣食无忧。
但孙禀贺偏不。他要跨考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
“我联系了多所学校，其中应该一半一半吧，一半是能够接受和不能接受的。但是比较顺畅的，除了北邮就是北工大。”
没有盲文教材，他就在网上搜资料，用图像识别技术把文字、公式转成可以读屏的格式。
尽管很努力，第一次考研还是失败了。
“第一次考研失败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质疑的声音。说那你学了其他专业又怎么样？你到底能不能让自己生存下来？”
在他的字典里，失败从来不是终点，是调整方向的信号。
“你只有能调整好自己面对失败的心态，你才能够更有机会去赢。”
第二次，他最终以复试第一名考入北邮计算机学院，2026年获学院唯一博士推免名额。
“不论是人生至暗时刻，还是失败，它都不是一个结果。只是一个信号，它暴露了我的问题。我觉得只要是能够总结出这些信号，找到这样的问题，距离成功更进一步。只要你还想做这件事情，失败就只是一次调整的机会。”
记者跟他走了一路，全程并没有提到“残疾人”这三个字。因为他和普通人没什么不一样：会为写代码着迷，会为考研较劲，会想念海边的风，会拼尽全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做，应该是视障者自己来说，而不是大家觉得能不能做，就给一个盖棺定论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不应该被定义，视障者的人生也可以有更多样的选择。”
——这是孙禀贺告诉记者的话，也像是在对所有被困住的人说。
来源：BRTV新闻（记者：崔倩）
编辑：吴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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