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北京医院里，徐立清刚从病床上坐起，便询问总干部部的工作安排。评衔任务已经结束，他却惦记着副部长岗位不能长期缺人。身边同志劝他安心养病，他只说：“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耽误全军的事情。”
这句话，正好体现了徐立清的性格。军队评衔涉及数十万干部，级别高低关系到职务、待遇和荣誉，稍有不慎便容易引发议论。作为具体参与者，他没有把这项工作看成普通事务，而是把它当成对军队制度的一次检验。
徐立清出生于1910年4月，河南商城人，只读过三年私塾。1929年，他参加红军，进入红四方面军工作。文化程度不高，却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渐熟悉了部队政治工作、干部管理和组织建设，先后担任师、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红四方面军长征期间，他经历了艰苦行军和连续作战。1936年，他随部队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行动。西路军失利后，徐立清在祁连山一带坚持斗争，后来才找到援西军。那段经历，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影响，也磨炼了他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立清进入八路军第129师，担任过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来又任太行军区新编第四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中，他先后在西北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系统工作，担任过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二兵团副政治委员等职。
1949年11月，徐立清被任命为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按照当时的干部评级条件，他应属于正兵团级。可在评级工作展开时，他却主动提出，希望把自己的级别降为副兵团级。
这不是一句客气话。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开始承担全军干部评级工作，徐立清担任副部长，具体参与大量审核和协调。谁高谁低，都可能影响干部今后的任用。他认为，自己若能主动往后退一步，或许更便于开展工作。
然而，彭德怀没有同意。彭德怀对他说：“评定干部要按规定办，不能因为你想让，就改变制度。”在彭德怀看来，争高等级固然不妥，故意自降同样会造成新的标准混乱。徐立清接受了这个意见，仍按正兵团级评定。
有意思的是，到了1955年授衔时，他又一次选择退让。以正兵团级和长期任职经历衡量，徐立清具备授予上将军衔的条件。他却多次向领导提出，愿意授中将，不把上将名额留给自己。
罗荣桓、彭德怀都曾找他谈话，希望他慎重考虑。徐立清的态度没有改变。他认为，授衔工作不能只看个人资历，更要照顾全军干部的实际情况，不能让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争取高一级军衔上。
周恩来后来也找徐立清谈过。徐立清说：“我愿意少拿一级，给干部们做个样子。”周恩来没有立即答复，而是认真听完他的理由。经过反复研究，徐立清最终由原本可以授予的上将，改授为中将。
这件事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只是因为他让掉了一枚军衔，还因为他此前已经让过级。更早的时候，他还曾经主动提出让出职务。1950年，中央军委成立总干部管理部，罗荣桓任部长，徐立清任副部长。后来徐立清因病住院，便请求组织另行安排副部长人选，以免影响部门工作。
组织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徐立清当时年仅四十岁，长期担任军队政治工作和干部管理职务，办事稳妥，处置问题公正，仍被认为适合继续承担这项任务。遗憾的是，繁重的评衔工作加重了他的心脏负担，最终不得不住院休养。
徐立清后来随部队进入新疆，为稳定西北局势、推进部队建设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履历并非依靠一场战役或一次任命形成，而是在红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多重考验中逐渐建立起来的。1955年授衔时，人民解放军共有一百七十多位中将，徐立清因具备“本可授上将而主动让衔”的特殊经历，被许多人称作开国第一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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