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工智能成为我们查资料、学历史的入口，如果答案保留了战争经过，却省略了侵略责任，我们还能完整认识那段历史吗？
我关注日本右翼借大模型歪曲二战历史的动向，就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使用知识服务的人，相关问题已进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方也已明确回应。
日本右翼究竟被指做了什么，中国主动出招有哪些可核实的行动，普通用户又该怎样辨认回答中的历史偏差？
2026年10月9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据披露，日本右翼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模型因此输出带有错误史观的回答。
问题涉及人工智能平台，也涉及通过这些平台了解历史的各国用户。
提问列举了三个具体情况：将七七事变表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以及把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
祸害自己不够，还要向全球投毒！这句批评所针对的，是歪曲历史叙述借国际平台向外传播的风险，其中的投毒，指向数据和信息污染，并非物质意义上的投放毒物。
此次事件的公开信息，有明确的层次，记者介绍了相关披露及错误回答，外交部发言人就此作出回应。
回答有没有交代来源，有没有遗漏关键事实，直接影响用户能否继续核对，这也是历史信息进入人工智能服务后，受到公共关注的具体原因。
从现有官方记录看，全球传播的风险已经被中方明确提出；但哪些产品、哪些语言版本、哪些回答受到影响，仍需要对应的测试证据。
对已经公开的内容准确报道，对尚未公布的部分不作填补，才能让事件本身与调查结论保持一致。
日本突破底线之际，中方的公开回应集中于历史真相、侵略罪责和人工智能用途。
毛宁在2026年10月9日的答问中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有充分证据，不容否认，并批评借助新技术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
毛宁同时指出，此类行为意在影响全球公众对二战的认识，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舆论条件。
此次提问涉及的措辞，触及了不同事实之间的区别，城市被占领，与占领前后发生的屠杀，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描述军事行动，也不能自动涵盖平民遭受的暴行。
同样，对资源需求的描述，属于对行动动机的解释，并不能替代对行动性质和责任的说明，历史资料中的当事方说法、研究者解释与审判认定，也需要标明各自来源。
中方此次回应把问题放在维护历史事实与反对侵略的范围内，外交部官网于2026年10月9日发布相关视频，主题为人工智能不应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
中国主动出招，已有可核实的公开行动：一是外交部针对相关问题明确表态，二是中国此前已经建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规则。
2023年7月13日，国家网信办网站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自2023年8月15日起施行。
它对向中国境内公众提供相关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作出规定，包括训练数据、服务规范与监督管理等内容。
在训练数据方面，办法要求数据和基础模型来源合法，并要求采取措施改善数据质量，对于数据标注，则设置规则制定、质量评估和抽样核验等要求。
这些规定表明，中国的制度安排覆盖模型研发过程，而非仅在用户看到错误之后，才讨论如何处理输出内容。
在服务环节，办法也规定了发现违法内容后的处置、整改，以及公众投诉举报的受理反馈要求。
上述条款可以作为讨论平台责任的制度依据，但它们不是某家模型通过全部历史事实测试的证明，也不意味着所有错误都已消失。
规则是否得到落实，与具体产品是否出现偏差，是需要分别检查的问题。
档案整理、翻译核对、数据溯源可以作为治理措施讨论；若没有对应公告、项目资料或验收记录，就不能写成中国已经完成的专项行动。
核查具体企业，需要对应其公开规则、产品测试、问题反馈及整改记录，企业来自哪个国家，与某一次回答是否准确，不能相互替代。
对于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及侵略东南亚等问题，核查应回到具体事实与资料出处，平台能否提供引用，引用是否支持回答，是否遗漏责任主体，都是可以逐项检查的内容。
原始档案、审判材料与专业研究在性质上有所区别，使用时也需要交代出处和背景。
面向公众发布的整改信息，还需区分删除某条输出、更新检索资料、调整模型和完成复测等不同动作。
它们处理的环节不同，不能统一概括为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是否再次出现偏差，需要后续记录；是否存在有组织投毒，需要进一步证据。
目前能够确认的，是中方已在2026年10月9日对相关披露作出明确回应，中国也已有覆盖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与服务管理的制度安排。
尚未公开的攻击范围、具体企业责任及专项治理成果，不能作为既定事实补写，历史事实的核查与人工智能责任的核查，都离不开可追溯的依据。
如果你在使用人工智能时，遇到涉及战争责任的回答没有注明来源，或把不同历史事件混为一谈，你会继续追问出处，还是直接向平台提交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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