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14日，雅加达的天空被浓烟染成了灰黑色。以华人为主的商业区里，数百家商店和住宅被纵火焚烧，超过1200人在暴动中丧生，数十名妇女遭到侵害，数以百计的店铺被砸毁，损失惨重。印尼华商、作家理查·欧后来回忆那段日子时说：“1998年5月的时候，当我环顾四周，我觉得自己也许并不属于这里。”
然而暴动平息之后，绝大多数华人没有离开。他们收拾被烧毁的店铺，重新进货，重新开门。当时撤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不少人后来又回到了雅加达和泗水。一个被反复排斥的群体，为什么还要留在原地？
要理解这件事，得先看清印尼华人的历史处境。
荷兰人在17世纪来到爪哇岛，逐步把整个群岛变成了殖民地。殖民统治力量不足，荷兰人想了一个办法：把华人纳入治理体系，在大型城镇设立华人长官的“甲必丹”制度，让华人充当殖民者和原住民之间的中间人。华人被圈定在城镇中经商，荷兰殖民者、华人、原住民形成了三层社会结构。原住民把华人看作殖民者的帮凶，敌视的种子从那时就埋下了。
1740年，荷兰人在巴达维亚屠杀了城内万余名华人，逃出者仅百余人，这就是红溪惨案。殖民者制造华人与原住民的隔阂，借此转移当地人对西方殖民者的敌视。华人从一开始就被放在了一个危险的位置上，经济上被需要，身份上被排斥。
1949年印尼独立后，排华浪潮一轮接一轮。1965年苏哈托上台，华人被等同于共产党人，数以万计的华人死于遍布全国的杀戮事件，军队和民兵打着追捕共产党人的旗号，犯下了种种暴行。
1998年5月的暴动，是这套政策积累到顶点后的爆发。苏哈托政权摇摇欲坠，以华人为主的地区成了泄愤的对象。
印尼经济的结构是：国营经济占50%以上，外资占12%，私人资本仅占23%。在这23%的私人资本里，华人资本占其中的70%，换算下来对全国经济的真实占比不足10%。所谓“掌控70%”的说法，是偷换了概念。
华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超过半数的印尼华人属于下层平民，中等收入及技术人员占40%，真正站在经济顶端的财团所有者不足4%。当亚齐海啸卷走500多名华人渔民的生命时，雅加达街头还有大量华人小贩在烈日下叫卖。170名大企业家被放大为整个族群的代言人，25万小店主和数百万普通劳动者在叙事中消失了。
既然经济地位被夸大，政治权利被限制，人身安全屡受威胁，为什么还要留下来？
经济根基搬不走。 很多华人家庭在印尼已经繁衍了四五代。泗水、棉兰、坤甸的华人社区里，几代人积累的商铺、厂房、客户关系全在这片土地上。坤甸的华人占全市人口40%，山口洋的华人占到六成以上。把这些连根拔起搬到另一个国家，从头再来，代价太大。
印尼潮州乡亲公会自2001年成立以来，每周日中午都有数十名潮汕籍乡亲聚在一起，用乡音交流，吃老家食物。103岁的杨金锋老先生是创始会长之一，几乎所有到场晚辈都会向他问好。这种社区网络不是一纸禁令能拆掉的。
在加里曼丹岛西海岸的坤甸，华人占全市人口的40%，潮汕人占其中约三分之二。紧挨着的山口洋市，华人比例更高，占到六成以上，素有“千庙之城”的美誉，大伯公庙、天后宫保存完好，岭南建筑元素随处可见。
苏玛丽是雅加达一位普通的华人阿姨，她的祖父母来自潮汕，祖母年幼时被卖给一户无子嗣人家，后随养父母下南洋来到印尼。母系先辈来自福建，先落脚新加坡，后来辗转来到印尼。苏玛丽几乎不会说普通话，但潮汕话和闽南语说得流利。她没有离开印尼，她的孩子也没有。
印尼华人总数如今约1126万，占印尼人口的近4%，是全球海外华人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数字背后，是一百多年排华与反排华、同化与反同化、离开与留下的反复拉锯。留下来的理由每个人不一样，有人是因为生意在这里，有人是因为家人埋在这里，有人是因为除了这里不知道还能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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