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17日，湖北襄樊战役结束后的中原野战军司令部院内，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与副司令官郭勋祺，被战士押到刘伯承、邓小平面前。两人坐在木板凳上，神情疲惫，身后站着持枪看守的解放军战士。
这场会面并不寻常。康泽此前已经被国民党方面宣布“殉难”，报纸还刊出了颇为详细的消息。可此时，他不仅活着，而且成了俘虏。毛泽东得知情况后，特别要求严密看管，防止康泽自尽，并将其戴上手铐押送后方。
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康泽不是普通军官。他早年深受蒋介石信任，长期参与国民党的特务、政训和反共组织，在军政系统中颇有影响。这样一个人物若突然死亡，容易被包装成“宁死不屈”的样板；若活着被押走，则会直接戳破这层宣传。
襄阳城的陷落，正是这一幕发生的根源。
1948年7月，解放军对襄樊地区发起进攻。老河口、谷城相继失守后，襄阳守军的外围屏障被撕开。康泽原以为襄阳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城墙高厚，周边山地又有守军控制，凭借这些条件足以长期坚守。
他判断错了。
7月15日，解放军对襄阳城展开总攻。炮火集中突破，步兵迅速接近城防要点，守军原有的层层工事很快失去作用。康泽后来承认，解放军炮火密集，守军火力难以压制，警卫部队损失尤其严重。
司令部被压缩到狭小区域后，康泽身边的人开始各寻出路。有人拿来士兵服，劝他化装突围。康泽没有接受。有人说他当时表示：“这不是我康泽的为人。”这句话未必能改变战局，却说明他至少没有立即换装逃跑。
然而，坚守并不等于有办法。7月16日拂晓，解放军从多处逼近，喊话声穿过枪炮声传入城内。康泽躲进司令部附近的坑道，后来又被副官和卫士转移到中心碉堡底层。炸药爆炸时，他的右侧身体被火焰灼伤，最终在混乱中被解放军战士俘获。
刘伯承见到康泽时，并没有用羞辱性的言辞刺激他，只是询问襄阳为何失守。康泽说，自己曾向蒋介石和白崇禧请求增援，得到的答复却只有“坚守”，援军始终没有出现。邓小平听完问道：“现在还认为襄阳不可攻破吗？”康泽沉默片刻，承认低估了解放军的攻坚能力。
这番谈话背后，是两种不同的用兵逻辑。康泽把希望寄托在城防、地形和上级命令上，却没有解决援军迟迟不到、守军士气下降等根本问题。解放军则把外围作战、火力准备和突击行动结合起来，先削弱守军，再集中力量打开缺口。
康泽1904年出生于四川安岳，原名康代宾。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后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他得到蒋介石重用，先后参与军政宣传和反共工作。1930年代，他主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并负责南昌行营别动队。
别动队直接听命于蒋介石，成员接受专门训练，常被派往各地执行秘密任务。康泽因此成为蒋介石身边的重要干将，也在国民党内部树立了强硬、狠辣的名声。有人甚至讥讽他手段残酷，称其为蒋介石的“御林军”。
抗战胜利后，国内反对特务政治的呼声高涨，康泽一度被安排出国考察。1947年回国后，他担任立法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年1月，蒋介石任命他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驻守襄樊。这个任命，实际上把一名政治亲信推到了军事决战的前沿。
有意思的是，康泽被俘后，国民党方面并未立即承认事实。7月22日，国防部政工局对外宣称康泽已经战死，《大公报》也刊登了相关消息。蒋介石甚至把他当作“壮烈成仁”的人物来谈论。
谎言很快被俘虏本人的出现击穿。
刘伯承、邓小平向康泽说明了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告诉他只要接受教育、停止与人民为敌，仍有改过机会。康泽和郭勋祺随后被送往后方收容机构。那个曾经负责整训人员、布置行动的康泽，至此只能在看守之下走完从指挥官到俘虏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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