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上旬，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内，迟浩田刚结束一天的工作，便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请准备一下，明早回京，中央派飞机来接。”电话那头没有说明任务，只留下了一句“回来就知道了”。
这通电话来得突然。唐山大地震发生在7月28日，灾区重建和善后仍有大量事务，迟浩田作为军队方面的负责人之一，正忙着协调部队、物资与秩序。偏偏在这个时候被紧急调离，谁也猜不透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
迟浩田立即联系秦基伟。对方人在北京，却同样没有得到消息，只说：“既然是中央安排，应该有重要任务。”这句话并没有让迟浩田安心，反而使他意识到事情非同寻常。
那一夜，他几乎没有合眼。警卫和秘书被叫来收拾行装时，还以为只是一次普通调动。迟浩田却交代得格外仔细，甚至暗中考虑，倘若自己进京后遇到麻烦，也不能牵连身边工作人员。
第二天，几名军队负责同志到机场送行。有人神情凝重，迟浩田便故意把气氛缓和下来，逐一握手告别。飞机起飞后，他仍不知道目的地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只能把各种可能在心里过了一遍。
抵达北京后，汽车驶入中南海。西楼会议室里，耿飚、刘西尧等人已经等候多时。迟浩田刚走进去，耿飚便迎上前来，说：“你来了就好，事情已经办成了。”迟浩田听后，紧绷多日的情绪终于松动。
这里所说的“事情”，与1976年10月中央采取的重大行动有关。10月6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措施，随后北京的政治空气迅速发生变化。迟浩田此前长期处在风口浪尖，这次突然被召回，实际上是中央准备把他派往另一处关键岗位。
纪登奎随后到场，开门见山地说：“过去你在军报被扣上‘复辟’的帽子，这回到《人民日报》，再搞一次‘复辟’，把该恢复的秩序恢复起来，你愿不愿意？”这句话带有明显的历史背景，并不是要恢复旧制度，而是要纠正报社长期形成的混乱局面。
迟浩田没有立即回答。五年前，他曾被调到《解放军报》工作。经过调查，他发现报社在干部政策、新闻业务和组织管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许多同志受到不实指责，正常工作无法开展。
他在会议上提出过尖锐批评，强调不能把某一时期的讲话，简单变成评价一个人的永久结论。尤其在落实干部政策时，迟浩田坚持调查事实、分清责任，反对用现成标签代替具体审查。
这类做法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后来，迟浩田被指责为“搞复辟”，工作受到限制，甚至失去人身自由。1974年，他被要求返回报社接受审查，直到1975年才重新回到北京军区工作。那段经历并不遥远，重新面对报社岗位，迟浩田自然有顾虑。
但他也清楚，《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影响范围远非一般单位可比。若报道方向和组织秩序继续失常，造成的影响会迅速传遍全国。迟浩田沉默片刻，站起身来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接受安排后，他没有大张旗鼓地等待，而是迅速赶到报社。中央介绍信和华国锋的批示摆在桌上，原有负责人鲁瑛起初态度强硬，看到文件内容后，神情很快发生变化。迟浩田随即要求召开核心小组会议，相关人员不得无故缺席。
会上，他传达中央决定，明确报纸必须按照中央方针开展工作，不能继续把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原则之上。面对个别人的冷淡态度，他强调：“宣传什么，抵制什么，都要有明确立场，不能含糊。”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对报社工作方式的重新界定。迟浩田要求建立正常的审稿制度，清理遗留问题，恢复编辑记者的责任分工，同时对过去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重新调查。对于复杂案件，他反复强调要看事实，不能凭一段材料或一句话定性。
10月以后，《人民日报》的版面和报道逐步体现出新的政治要求。迟浩田亲自抓审稿、抓值班、抓组织协调，最忙时每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由于消息尚未完全公开，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并不以公开负责人身份主持工作，而是先把报社运转稳定下来。
有意思的是，他采取的并非简单替换人员，而是边工作边调整。对问题严重、拒不执行决定的人进行处理；对一些有业务能力、过去受到牵连的老编辑和老记者，则重新听取意见，酌情安排岗位。这种处理方式，既维护了组织纪律，也避免了把报社变成新的派性场所。
迟浩田在《人民日报》工作了386天。任务完成后，他回到部队，报社的领导机构和工作秩序已经出现明显变化。所谓“再搞一次复辟”，在当时的语境里，指的是恢复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恢复正常的新闻秩序，以及恢复干部政策应有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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