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浙江溪口，蒋经国专程拜访张其昀。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经显现，摆在蒋介石面前的，不再是如何取胜，而是还能把什么保留下来。张其昀谈到台湾时，态度十分明确：“退往台湾，才有保存实力的可能。”

这番判断，并不是临时起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损失严重，长江防线也难以成为长期屏障。南京、上海相继失守，西南虽然地域广大，却已经不是一块可以从容经营的“安全后方”。

当时摆在国民党高层面前的，大致有西南、海南和台湾三个方向。海南岛距离大陆太近，纵深有限，难以承受长期军事压力，很快被放弃。真正的争论，集中在西南与台湾之间。

西南的优势很明显。山地广阔，交通困难，便于防守，抗日战争时期也曾成为重要后方。可是，张其昀看到了其中的另一面：解放军长期在山地环境中作战，对西南各地的社会情况也较为熟悉。那里看似险峻，实际并不等于能够稳固控制。

台湾则不同。台湾海峡构成了天然阻隔。当时人民解放军以陆军为主，海军、空军力量尚在起步阶段，要组织大规模渡海作战，既需要舰船，也需要制空权和持续补给。单靠战士的勇敢，无法弥补跨海作战的技术缺口。

据张其昀的分析，台湾还有几项西南无法相比的条件：农业基础较好，港口和铁路经过日本长期经营，工业体系相对完整；岛内国民党力量虽然并非没有问题，但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社会控制仍掌握在国民党手中。

“台湾能守得住吗？”蒋介石曾问。

张其昀回答：“能不能长久，取决于海峡，也取决于外部力量。但眼下能够保存政权的地方，只有台湾最合适。”

这里需要说明，退守台湾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人的单独谋划。张其昀的作用，是从地理、军事和经济角度把台湾的价值说透；蒋介石真正下定决心，则是在战局恶化、各路退路逐渐收窄之后。陈诚等军政人物的判断，也对这一选择产生了影响。

台湾并不是1949年才进入蒋介石的视野。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陈仪被任命为台湾行政长官。1945年10月25日，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公会堂代表日方签署投降文件，台湾重新由中国政府管辖。

陈仪掌握台湾行政、军政大权，但治理方式强硬，接收过程中的物资分配、官员任用和经济管理也引发诸多矛盾。1947年2月爆发的“二二八事件”，造成严重伤亡。事后陈仪被撤职，台湾的统治安排随之调整。

1947年，魏道明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到了1948年12月，陈诚接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并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这个安排相当关键：陈诚既掌握地方行政，又控制军事系统，台湾由此成为国民党准备退守的重要基地。

与此同时，蒋经国开始加强党务和社会组织工作。蒋介石并非到了大陆局势完全失控时才想到台湾，而是逐步把军政人员、财政物资和部分文化资源向岛内转移。黄金、外汇以及故宫文物的迁运，都是这一布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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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国民党军政机关开始加快撤运。蒋介石在4月离开溪口前往台湾，此后又往返广州、重庆、成都等地，试图维持大陆残局。12月10日，他从成都飞抵台湾，退守台湾的格局基本确定。

不过，台湾能够被保住，也有国际局势的因素。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海峡两岸的军事形势被彻底改变。原本已经十分困难的渡海作战，因外部力量介入而更加复杂。

因此，张其昀提出的是一套“保存政权”的判断，陈诚负责把台湾的行政与军事体系稳住，蒋介石则完成了最终决策。三者共同作用，才使台湾从接收地变成了国民党退守后的统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