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28日晚上，在海南三亚，陈小鲁走进卫生间准备洗澡睡觉。
妻子粟惠宁坐在外面，忽然听见里面传来丈夫的声音：“小惠，我不好！”
她冲进去时，陈小鲁已经倒在地上。粟惠宁叫了120急救车，在送医路上，他就没有心跳呼吸了。抵达301医院时，瞳孔已经散了。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享年72岁。
陈小鲁对自己的临终事宜，早有交代。他签过一份生前预嘱，明确表示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不要用呼吸机，不要做心肺复苏，要尊重生命自然规律，有尊严地离去。可这些安排，一样都没用上。因为他走得太快，快到根本来不及启用。
这件事的根子，埋在一九七二年。
那年一月，父亲陈毅因肠癌在北京去世。陈小鲁从部队赶回来，看到的是病床上一个被管子插满全身的老人。陈毅全身器官几乎完全衰竭，无法进食，无法说话，连表情都因疼痛而扭曲。心脏多次停止跳动，又被除颤仪和药物强行救回，每一次抢救都带来巨大的痛苦。
陈毅在病床上跟他说过一句话：“你看我现在成一个机器人了。”陈小鲁眼睁睁看着父亲在痛苦中煎熬，自己什么都做不了。那种无力感，改变了他对死亡的理解。
后来岳母楚青也住进了301医院。楚青跟他说过一句话：“你不要折腾我，我走的时候你别让我遭罪。”楚青临终前，医院前后三次征询家属意见，考虑到患者本人的意愿，没有采取切气管、上呼吸机等常规抢救手段，而是用药物控制血压和疼痛，让她平顺地走。楚青最终平静离世。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让陈小鲁看清了一个事实：死亡有两种走法。一种是在机器和管子的包围中，被一次又一次地拉回来，直到再也拉不回来。另一种是在亲人的陪伴下，在药物的帮助下，安安静静地走。两种走法，结局都是死，可过程天差地别。
陈小鲁选了后一种。他选的不只是自己的死法，是一个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尊严。
2006年，陈小鲁和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等人一起创办了“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推广“尊严死”的平台。2013年6月25日，“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正式成立，陈小鲁任会长、理事长。
协会推出的核心文件叫“我的五个愿望”，内容很具体：要不要用呼吸机？要不要做心肺复苏？要不要输血？要不要用抗生素？要不要用营养支持？每一项都由本人事先勾选。
陈小鲁反复解释过一个区别：“尊严死”不是“安乐死”。安乐死是主动终止生命，尊严死不促进死亡，只是尊重死亡的自然规律，允许患者放弃过度治疗。
有一次座谈会上，有人问他：“人还好好的，怎么就想着写这种东西？”陈小鲁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等到插满管子的时候，就来不及想了。”
这句话很轻，但分量很重。它说的不只是他自己，是所有人。人总是在健康的时候觉得死亡很远，等到它靠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做任何准备了。陈小鲁见过父亲来不及准备的样子，所以他一直在提醒别人：趁还来得及，想一想。
他推广了十多年，以为到了那一天，一切都会按照他希望的方式进行。可他走的时候，是一场突袭。他所有的准备，都指向一个“慢慢走”的场景。命运给他的，是一个“瞬间走”的结局。
“生前预嘱”管不了猝死，管不了意外，管不了那些来不及告别的离开。它只能管一种情况——当你知道死亡正在慢慢靠近，你还来得及说“不”的时候。
陈小鲁去世后，有人在网上留言说：他推广了一辈子的东西，最后自己没用上，这太讽刺了。可换个角度想，他推广的从来不只是为自己用。他见过太多人临走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他希望那些人能有一个选择的机会。他自己没等到那个机会，但他让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思考这件事。
在他去世后，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继续运作，“我的五个愿望”继续被更多人填写。那些填了表的人，将来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们的家人和医生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不需要猜，不需要吵，不需要在ICU门口做那种撕心裂肺的决定。
陈小鲁这一辈子做过很多选择。他1946年出生在山东，父亲陈毅当时正担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给他取名“小鲁”，出自“登东山而小鲁”。他年轻时在部队从普通战士干起，没有人知道他是陈毅的儿子。抗洪抢险他冲在前面，凭着表现入党、提干，后来担任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成为解放军上校。1991年，他放弃军中大好的发展前途，转业下海经商。很多人不理解，只有妻子粟惠宁坚定地站在他身后，告诉他：你想做什么就去做。
他做了一辈子自己想做的事。最后一件他想做好的事，是让自己有尊严地离开。这件事他没做成，但他把这个选择留给了更多人。
粟惠宁说，他倒下之前白天都很好。那天上午他们从海口开车回亚龙湾，中午在朋友家吃饭，下午去酒店吃晚饭，一切都很正常。谁会想到，几个小时之后，人就没了。
他走得快，快到来不及启用自己写好的预嘱。可他这一辈子做的事，本身就是在替那些“来不及说”的人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很短，短到只有五个字可以概括：我的死亡，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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