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北京中南海，中央正在讨论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人选。有人提出，赖若愚更适合调往一机部任职。毛泽东听后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追问：“工人阶级重要不重要？”这句话，改变了赖若愚的工作去向。
赖若愚出生于1910年，山西五台人，原名来秉敬。少年时期，他勤奋好学，后来考入北平大学工业学院。在那个年代，能够进入大学读书并不容易。可他没有把个人前途看成唯一目标，很早便开始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1929年，赖若愚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长期在革命根据地工作。他既懂技术，又能做群众工作；既能处理复杂事务，也有较好的文字功底。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曾评价他：“是个帅才，也是个秀才，工作做得好，文章也写得好。”
新中国成立后，赖若愚回到山西任职，先后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书记以及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务。职位高了，找上门来的人自然多了。尤其在五台老家，亲朋故旧都知道他掌握着一定权力，便有人想借亲情关系办事。
赖若愚的哥哥早年在太原承包工程，手里有些经营门路。弟弟成为地方领导后，他以为有了靠山，办事更加放任。后来，群众反映他存在克扣工钱、侵吞款项和工程质量不合格等问题。有关部门调查后，确认举报并非空穴来风。
哥哥得知事情败露，赶紧找到赖若愚，希望弟弟出面说情。赖若愚没有替他遮掩，只劝他如实交代，接受处理。有人以为，这不过是表面上的公事公办，真正到了关头，他总会设法保住亲人。
事实并非如此。案件证据确凿，哥哥被依法判刑。赖若愚没有递条子，也没有托人说情，更没有要求从轻发落。哥哥长期过着宽裕日子，入狱后难以适应，后来因病去世。亲情上的隔阂，也由此彻底形成。
更让家人难以接受的，是赖若愚对妹夫韩国俊的处理。抗日战争时期，韩国俊没有参加抗日，反而投靠日伪势力；日军败退后，他又依附阎锡山，凭借关系谋得职位，欺压百姓，伤害革命人员。
解放后，韩国俊改名换姓，试图躲过追查。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后，群众提供了他的历史问题和现实罪行，他被捕归案。案件审理期间，赖若愚的妹妹带着孩子来求情，哭着说：“二哥，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你救救他吧。”
这一次，亲属们也纷纷劝说，认为哥哥已经死在狱中，妹夫若再被处决，妹妹一家便无依无靠。赖若愚却回答：“权力是人民给的，不能拿来替亲人脱罪。”韩国俊的罪行经过审理，判决依法执行。
两起案件传开后，有人说赖若愚“六亲不认”。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他并非不讲亲情，而是不允许亲情越过制度，更不允许家人借他的名义占公家便宜。对兄长如此，对妹夫如此，对身边的弟弟也一样。
他的弟弟来秉良在组织部门工作。有一次，弟弟因为妻弟结婚，连续几天没有正常上班。赖若愚得知后把他叫来批评。弟弟解释说已经向单位请假，赖若愚仍不满意：“请假合规，还要考虑影响。别人会不会以为，干部家属可以特殊？”
连孩子的小事，他也不放过。一次，六岁的儿子在院内摘了两串公家的葡萄。赖若愚知道后，先批评孩子，又提醒看守人员加强管理，不能因为是干部子女，就把公家的东西当成自家的。这件事看似细小，却最能反映一个干部的边界意识。
他平时生活俭朴，为了解群众情况，常骑自行车外出买菜，也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与普通群众交谈。赖若愚认为，工会工作不能只在会议室里完成，干部是否真正联系群众，要看能不能听到工人的难处，摸清基层的实际情况。
1952年，他最终被调往北京，担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承担起联系和组织广大工人的重要工作。这个决定，既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其政治品格的信任。遗憾的是，长期繁重的工作损害了他的身体。
1958年，赖若愚因肝癌在北京逝世，年仅48岁。送别他的干部和群众有三千多人。毛泽东听闻噩耗后，连声叹道：“可惜呀，可惜呀。”这位从山西走出的干部，生命停在了最需要经验和担当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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