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春，江苏金坛城下，太平天国襄王刘官芳面对携带洋炮、洋枪的常胜军，没有选择出城硬拼，而是故意撤去城头旗帜，将城外营垒的兵力收回城内。城上看似空虚，城下却早已布置好了杀机。
金坛并不是一座普通县城。安庆失守后，天京外围的防线不断收缩，金坛正处在江南战场的重要位置。谁控制这里，谁就能牵制溧阳、丹阳一带的兵力，也能为天京东南方向多争取一层屏障。
刘官芳能够守住金坛，并非偶然。他是广西武宣人，早年加入太平军，曾在韦俊部下任职。韦俊既能攻城，也善于防守，刘官芳在其麾下积累了相当的作战经验。到1856年天京事变前，他已经做到冬官又正丞相，成为军中颇受重视的将领。
1859年，韦俊在池州率部投清，刘官芳一度被裹挟其中。但这次经历并没有改变他的选择。不久，他与黄文金、赖文鸿、古隆贤等人率部反正，重新夺回池州。洪秀全随后将右军主将一职交给刘官芳，他也因此长期在皖南作战，并与赖文鸿、古隆贤并称“皖南三支撑”。
有意思的是，刘官芳真正闻名于世的战例，却发生在江苏金坛。此时的太平军已经处在极其困难的阶段，兵员减少，粮械短缺，许多将领开始寻找退路。与之相对，戈登统率的常胜军装备精良，拥有洋炮和较为先进的枪械，战场经验也十分丰富。
金坛外围的溧阳失守，使形势骤然恶化。守将吴人杰率部投降，戈登随即率常胜军向金坛推进。对刘官芳而言，这意味着敌军不必再分兵牵制，可以集中力量直接攻城。
他没有急着展示兵力，反而命令部下撤去城头旗帜，又让城外营寨的士兵全部进入城内。部将对此难免疑惑，有人问：“城外空了，敌人若是趁势压上来，怎么办？”刘官芳只回答：“让他们靠近些。”
这不是怯战，而是有意利用金坛城墙和近距离作战的优势。太平军缺少火炮，若在城外与常胜军对射，无异于以短击长。把敌人引到城墙缺口附近，再用滚木、擂石、火药包和冷兵器近战，才有可能扭转装备上的差距。
戈登抵达后，在距城约千米处设置炮兵阵地。炮火从上午开始持续轰击，三个小时后，金坛城墙被轰开缺口。按照常理，守军此时应当慌忙修补或撤退，可城内依旧异常安静，这反而让进攻者判断守军已经遭到重创。
炮击停止，常胜军第一梯队开始向缺口推进。士兵乘小艇或沿着被轰开的地段靠近城墙，准备一鼓作气冲入城内。就在他们进入太平军预设范围时，刘官芳下令出击。
藏在城墙和战壕后的太平军突然现身，居高临下投掷滚木、擂石、火药包，甚至将粪桶一并砸下。方法谈不上精巧，却极具杀伤力和扰乱效果。常胜军队形很快被打散，只能边射击边后撤，留下伤亡人员和散乱器械。
戈登没有因此收兵。据相关战事记载，他亲自带领第二梯队再次进攻。城墙缺口处很快变成近距离搏杀的场所，刘官芳也提剑赶到前线，和士兵一起守住突破口。
混战中，一名太平军将领抡起石块，击中戈登头部，戈登当场受伤倒地。太平军士兵正要上前追击，却被戈登的卫兵开枪阻挡。常胜军见主将负伤，士气受到明显影响，只得将他带离前沿。
戈登受伤后，副官柏郎仍率第三梯队攻向城墙。可这一次，太平军已经重新布置，进攻部队刚接近缺口，伏兵便从两侧杀出。双方再次陷入肉搏，常胜军伤亡严重，柏郎也在混战中负伤，攻势随即瓦解。
三次冲击均未能突破，常胜军暂时退至城外。刘官芳没有把胜利理解成可以喘息的理由。当夜，他组织小规模反击，利用少量火枪进行骚扰，同时向敌营投掷火药包，使常胜军营地始终无法安稳。
夜袭并未依靠强大火力，而是不断制造声响、火光和混乱。戈登部队经过连续攻城，又失去突然突破的机会，士气已经受到影响。到天亮前后，常胜军撤离金坛方向，退往溧阳一带。
金坛之战的价值，不在于太平军拥有何种精良武器，恰恰在于刘官芳清楚地看见了双方差距，并没有按照敌人的方式作战。他放弃城外决战，把炮火优势压缩在城墙缺口之外，再用伏击和近战弥补兵器不足。
战后，戈登方面的记载提到，常胜军有包括泰特、巴宁在内的军官阵亡，士兵也有较大伤亡。具体数字在不同材料中存在差异，但常胜军进攻金坛受挫、戈登本人负伤一事，成为这场战斗最受关注的部分。
刘官芳后来仍未能改变太平天国整体败局。可是，在金坛城墙下，洋炮没有自动带来胜利，训练有素的常胜军也没有如愿从缺口突入。那一夜，决定战局的不是武器新旧，而是守城将领对地形、时机和人心的准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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