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城陷落前后，军医蒋公榖留在城内。他没有站在战场远处记录胜负，而是穿行于街巷、难民收容所和临时救护处，把亲眼所见写进《陷京三月记》。这份记录从12月1日写到1938年3月8日，留下的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一座城市如何在暴力中迅速失去秩序。
12月12日至13日，日军陆续进入南京。守军撤退仓促，大批士兵和民夫来不及离开，城门、江岸、道路都挤满了逃难者。有人丢下枪械换取活命机会，却仍被当作俘虏押走。蒋公榖记下，下关一带尸体遍地，江面甚至被遗骸阻塞。
这类记述与战后调查、国际安全区人员的证言彼此印证。许多被俘人员没有得到基本食物和饮水，成批倒毙；另一些人则被集中押往城外或江边。日军以机枪、手榴弹和刺刀实施杀戮，幸存者极少。
城内也没有安全角落。保安人员、失散士兵以及被强行抓来的青壮年，常被日军搜出后带走。有人被捆绑在空屋和池塘旁，有人倒在街边，尸体无人收殓。蒋公榖写到，几天之内，许多街巷便出现成片死者，气味和哭声在寒风里久久不散。
有意思的是，暴行并不只发生在公开场合。日军还频繁搜查民宅、商铺和收容处，借口寻找士兵，实际却把妇女作为掳掠对象。南京城原本已经失去正常的警察和司法保护，受害者既无法逃走，也很难找到能够主持公道的人。
当时设在金陵女子大学等处的难民收容所，聚集了大批妇女和儿童。美国人魏特琳等工作人员试图守住大门，反复向日军交涉。可夜幕降临后，仍有日军翻墙、钻洞，甚至多次闯入搜掳。
魏特琳的日记留下过这样的场景：她和同事们轮流守在收容所，担心日军突然闯入。有人哭着说：“求求你们，不要让他们把我带走。”守护者只能回答：“尽量留在这里，我们会想办法。”这几句简短的话，背后是极端悬殊的力量对比。
不少妇女被掳走后，再也没有回来。有人数日后被送回，已经奄奄一息；有人遭受刺伤和殴打，留下终身难以恢复的创伤。蒋公榖记录过一名陈姓女子的遭遇：她身中多刀，侥幸活下来，并称被掳走的妇女中，许多人再未出现。
更惨烈的情况，是家人试图保护女性时，往往遭到报复。日记中提到，一名年约五十岁的妇女受到侵扰，两个儿子出面反抗，随后日军杀害了这家多人。这样的案件说明，暴力并非偶然失控，而是在武器、占领和纵容共同作用下不断扩大。
纵火又使灾难加重。日军占用的建筑尚能保全，普通民房却常被焚毁。从新街口到新华门一带，许多木结构房屋化为灰烬。难民刚躲过枪杀，又被迫在寒冷中寻找新的栖身处，收容所里的人数因此不断增加。
需要说明的是，蒋公榖笔下的若干数量，属于他在当时环境中的见闻和估计，不能简单当作精确统计。但这些数字背后的事实，有安全区档案、传教士日记、外国记者记录以及幸存者证词相互支撑。遇难者总数的具体统计虽有不同，南京大屠杀及其伴随的抢掠、纵火、强奸和杀戮，却是无法抹去的历史事实。
蒋公榖在南京停留近三个月，记录也没有随着城门被攻破而停止。日军进入后，暴行仍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直到1938年初，城内秩序才逐步恢复。可对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而言，战争留下的并不只是被烧毁的房屋，还有再也无法填补的空缺。
《陷京三月记》最沉重之处，在于它把宏大的战争写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人：被押走的士兵，躲在收容所里的母女，守门到天亮的工作人员，以及试图保护家人的普通男子。纸上的墨迹已经泛黄，1937年冬天发生在南京街巷中的惨剧，却不能因时间过去而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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