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光年间《东安县志》刊行后，云浮地区长达一百七十年未曾续修方志，导致地方文献出现严重断层，尤其道光初年至宣统三年（1911）间的科举人物信息几近湮没。这一空白使得对当地科举历程的系统梳理困难重重。据1995年出版的《云浮县志》所载，该县自宋至道光初年，共有进士3人、武进士1人、举人43人、武举人21人，另有荐辟2人、诸贡144人、副榜6人。文献记载的链条在道光初年戛然而止，此后数十年的科举情况长期成谜，成为地方史研究的一大遗憾。
《广东贡士录》的发现与整理，为弥补这一缺憾提供了关键材料。该书由清代东莞学者张小迂辑录，为系统记录广东科举历史的稿本。全书涵盖顺治至光绪共九朝、98科乡试的相关资料，收录举人7,866人、副贡1,212人，并收录外省中举的广东籍士子274人。其记载下限为光绪九年（1883）殿试，共收录进士880人，具有较高的系统性与权威性。尤为重要的是，该书有效填补了阮元《广东通志·选举志》仅录至道光二年的空白，补充了道光至光绪年间乡试的举人及副贡名录，且每科皆详列姓名、籍贯、考官信息及试题内容，较方志中简略的记载详实可靠。
该书“贡士录”之名与以举人为主体的收录内容看似矛盾的问题，源于清代“贡士”概念的双重内涵与地方科举文献的编纂惯例。狭义上，清代科举制度中“贡士”特指通过会试、尚未参加殿试的中式者，殿试后赐出身即为进士；但在明清时期的通用语境与地方文献中，“贡士”常被用作广义称谓，泛指所有由地方向朝廷贡送的才士，其中乡试中式的举人因具备入京参加会试的资格，被普遍称为“乡贡士”。张小迂此书是全面辑录广东历代通过科举贡举途径获得功名的士人，而非仅限定于会试中式的狭义贡士，因此全书以乡试举人为主体框架，同时兼收副贡、进士等不同层级的贡举功名获得者，这一命名方式符合了清代地方科举史著体例。
笔者依据2017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广东贡士录》，对其中所载东安县相关科举人物进行了整理与辑录，以期续接《东安县志》失载的科举信息，还原道光以后东安县士人在科举道路上的实际表现。疏漏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将《广东贡士录》所载名录与道光初年成书的《东安县志》相互比对，发现《广东贡士录》多出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举人萧国勋、咸丰六年补行乙卯科举人蔡□苑、同治六年丁卯科副榜刘燡辉三人，这三位士子的中式年份均处于道光志刊行之后，正是旧志记载断层期的科举人物，印证了《广东贡士录》在时间维度上的补史价值。而道光《东安县志》中另载有阮学海（嘉庆戊辰科）、谢培兰（嘉庆庚午科）、张辅政（嘉庆庚午科）三位钦赐举人，因钦赐举人为朝廷特恩授予的荣誉出身，并非通过常规乡试正式考取，以乡试正榜、副榜中式者为收录标准的《广东贡士录》未将其纳入。
对于云浮而言，《广东贡士录》弥补了因长达百余年未修方志而造成的科举历史断层。通过系统辑录该书中的东安籍举人，使得清代道光至光绪这一时期本地的科举成就与文化脉络得以重新接续和呈现。这是对东安地方教育史与精英群体研究的重要补充，重塑了我们对清代后期云浮科举文化发展连续性的认识。
本文原载于方志研究与地情资源开发简报《方志云安》2026年第3辑，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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