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诺贝尔奖揭晓,印度本土科学家依然少见,舆论再掀“诺奖之问”。 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ICMR)流行病学和传染病部门的高级科学家卡米拉·瓦利亚(Kamini Walia)在《印度快报》上撰文反思,其认为印度不缺人才,缺的是优先级——研发投入不足、企业参与偏低、基础研究被短期产出挤压、评价体系急功近利。 观察者网“世界科先声”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一窥印度科学界的研究现状。
【文/卡米拉·瓦利亚】
每年十月,诺贝尔奖一公布,印度就会响起一场熟悉的讨论:印度有这么多科学人才,为什么获奖名单里却很少见到印度?也许更该问的是:那些能产出变革性科学的国家,究竟做对了什么?又是什么拖住了我们的科学家?
答案不单是钱,虽然钱确实重要。美国把约3.4%的GDP投入研发,德国超过3%,日本超过3.5%,韩国超过5%。中国正接近2.7%。而印度的研发总支出只占GDP约0.64%。
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钱是谁出的。在印度,企业承担约40%的研发支出;在美国和中国,这个比例大约是四分之三。所以,我们的科研生态既有规模上的差距,也有私营部门参与不足的问题。
与此同时,科学家还越来越被要求“开发技术”“做出产品”“把研究商业化”“交出解决方案”。这些国家目标都合理,但技术不可能说要就有。我们太盯着最后几棒,却对第一棒投入太少。比如一个诊断平台,可能得先在疾病生物学、病原体行为、宿主反应、生物标志物和分子机制上深耕多年,产品才可能诞生。基础科学是创新生长的土壤。印度需要重新思考的,正是这里。
第一,政府和科研机构应设立一块受保护的基础科学资助窗口。竞争性经费中要有明确比例,用于支持由研究者自主发起、被好奇心牵引的研究,而不是要求每个项目都承诺专利、产品或技术。
第二,科研经费应明确分成发现、转化和落地三类,各有不同的时间尺度和成功标准。
第三,印度需要长期资助:科学评审要严,但行政上的微观管理要少得多。
第四,我们需要国家级的共享科研基础设施。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先进成像、生物样本库、结构生物学、人工智能和计算平台,都应能跨机构使用。
最后,我们必须改变看待科研和评价科学家的方式。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专利和经费使用率,都是省事的指标,却未必衡量得了发现。科学评价应奖励原创性、可重复性、重要问题、新知识、数据集、平台、技术,以及对科学或卫生政策的影响力。这意味着要把整条科研链条真正建好。
中国是个有启发的例子。随着研发总投入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平价技术的重要供应者。2024年,全球约80%的太阳能光伏组件和电池电芯产自中国;2025年,中国在全球电动汽车产量中的份额达到约70%。启示在于:要认识到把发现与工程、制造和市场打通有多重要。
印度有一个非凡的天然优势:我们的人口为研究提供了广阔而多样的场景。因此,目标应当是打造一种生态,让年轻科学家愿意花十年、十五年去追一个非主流问题,允许他们失败、转向、再试,而不会因为没能立刻拿出产品就被惩罚。
如果印度想要明天的技术,就必须资助今天的科学。诺贝尔奖不该是目标;真正该成为目标的,是建立一个能产出诺奖级发现的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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