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北京八宝山，陈毅追悼会即将开始，一份不足六百字的悼词摆在周恩来面前。纸面上，“有功有过”四个字格外刺眼。周恩来已经亲自增改过，可真正送到毛泽东手中时，事情却出现了变化。

这不是普通的文字删改。

陈毅是共和国元帅，也是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重要人物。这样一位老同志去世，悼词如何措辞，葬礼采用什么规格，都带着特殊的政治分量。周恩来明白，几句话看似轻重有限，落在历史人物身上，却可能成为后人认识他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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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与毛泽东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没有分歧。红军时期，红四军内部曾出现过不同意见，陈毅还两度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那段时期，革命队伍正在摸索领导方式，军事行动、根据地建设和党内关系都处在激烈调整之中。

后来，陈毅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战争的判断。有人曾拿他的书法说笑，说他政治上服毛泽东，连字也写得相像。陈毅没有绕弯子，直接反问：“你说我迷信毛泽东，难道你就没有自己的判断吗？”话说得硬，却能看出他的态度并非逢迎，而是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认同。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担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前后，新四军究竟向何处发展，是关系部队生存的大问题。中共中央要求部队渡江北上，深入敌后，扩大抗日力量。陈毅执行这一方针，在华中敌后打开局面，新四军的力量也由此得到发展。

解放战争中，他又担任华东野战军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负责第三野战军的作战指挥。华东战场的许多重大行动，都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陈毅有军事家的果断，也有政治工作的耐心，能在复杂局面下把部队、地方和群众力量拧在一起。

上海解放后，陈毅出任上海市主要领导。接管这样一座大城市，难处不在于宣布接收，而在于让工厂、交通、金融和民生尽快恢复。陈毅在上海工作期间，面对的是一套高度复杂的城市系统。随后，他又转到外交岗位，成为新中国早期外交的重要代表。

然而，到了特殊时期，陈毅的处境发生变化。1969年，他被安排到河北石家庄。身体的不适起初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后来检查发现是结肠癌。经过手术，病情一度有所缓解。遗憾的是，1971年冬天，病情突然恶化，进食变得困难，只能依靠输液维持。

有一件小事，家人多年后仍记得清楚。1971年12月26日，昏迷中的陈毅短暂清醒，提出想吃面条。家人端来后，他只吃了几口，便看着碗里的面条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不能陪主席，只能这样庆贺了。”这句话很短，却道出了他晚年始终未变的政治立场。

1972年1月6日23时55分，陈毅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消息传出后，周恩来连夜赶往医院。朱德当时正在发高烧，仍在工作人员搀扶下前来；双目失明的刘伯承尚未走进房间，悲痛的哭声已经传来。

治丧工作随即展开。按陈毅的资历和贡献，追悼会本应有更高规格，但当时受到多方面限制，许多安排必须反复斟酌。周恩来能做的，是在悼词文字上尽量保存事实分量。他在“有功有过”之后补写了关于陈毅执行中央方针、发展新四军的内容，并向毛泽东说明，陈毅在国内外都有影响，这样写是出于党和国家工作的需要。

毛泽东审阅悼词时，却把“有功有过”连同周恩来补写的那段话一并划去。他的考虑很明确：对陈毅功过的评论，不宜放在追悼会上处理。追悼会应当悼念逝者，肯定其革命贡献，而不是借一篇简短悼词展开复杂的历史评断。

这一个删改，分寸很重。

1月10日中午，毛泽东临时决定前往八宝山。周恩来得知后，立即通知有关方面，也邀请在京的民主人士和政治局成员参加。陈毅夫人张茜见到毛泽东，眼泪当场流了下来。毛泽东对她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他支持我。”

周恩来主持仪式并致悼词。全文不长，他却两次哽咽，几乎无法继续。毛泽东坐在现场，直到仪式结束才离开。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老战友的追悼会。此后周恩来、朱德相继病逝时，毛泽东已因身体状况无法再前往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