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
《阿Q正传》是鲁迅原本以“巴人”笔名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间刊载于《晨报》副刊，后在1923年8月收录于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之中。被公认为鲁迅小说的代表作。
小说以未庄为背景，以一个无名无姓、无家无业的流浪雇农阿Q为主角，描绘了一幅专制与等级社会的完整图景。然而，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它揭示了旧社会的黑暗，更在于它揭示了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大革命之后，社会依然是一个专制社会、等级社会。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却没有推翻专制；剪掉了辫子，却没有剪掉奴性；换了旗号，却没有换掉权力的本质。
小说开篇，鲁迅便以寥寥数笔勾勒出未庄的社会结构。未庄是一个典型的专制社会：赵太爷是未庄的“土君主”，他的话就是“圣旨”，没有人敢反驳，也没有人能反驳。他垄断了未庄的权力，就像皇帝垄断了整个国家的权力。在他之下，是钱太爷、赵大爷、假洋鬼子等“次一级”的统治者；再往下是赵白眼、堂倌、掌柜、地保等中间阶层；而最底层，则是阿Q、王胡、小D、小尼姑等被压迫者。
这个等级结构不是松散的、流动的，而是严格的、封闭的。赵太爷视“姓赵”为他在未庄的专利。当阿Q酒后声称自己“和赵太爷原本是本家”时，赵太爷不仅给了他一个嘴巴，还呵斥道：“你怎么会姓赵！——你也配姓赵！”姓什么，本是一个人的基本身份，但在未庄的等级社会中，连“姓赵”的权利都被权力垄断了。阿Q不仅不能姓赵，甚至不能拥有任何与赵太爷相关的身份认同。
在这个等级社会中，底层民众的权利被彻底剥夺。赵太爷“要买一个小的”是司空见惯、天经地义的事，但当阿Q向吴妈下跪求爱，就被视为无法无天。他被赶出未庄，断了生计，不得不进城谋生。同样是追求异性，赵太爷是“纳妾”，阿Q是“调戏”；同样是表达欲望，统治者是“权力”，被统治者是“罪恶”。这就是等级社会的本质：同一种行为，不同等级的人做出来，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定义。
大革命之后：一切照旧，权力依然垄断
鲁迅写《阿Q正传》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十年。但未庄的“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的消息传来时，未庄的“革命党”是谁？是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这些旧势力的代表。他们摇身一变，剪掉了辫子，穿上了西装，戴上了“革命”的帽子，就成了“革命党”。而真正的底层民众——阿Q、王胡、小D——要么被排斥在革命之外，要么被当作替罪羊。
鲁迅借阿Q之口喊出“造反了”，但这声喊叫并不是真正的革命意识。阿Q的“革命”幻想，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的社会，而是要“抢东西、抢人、报仇”。他想象中的“革命”，是自己成为赵太爷那样的“老爷”，可以随意欺压别人。这不是对专制制度的否定，而是对专制位置的渴望。正如鲁迅所说，奴才做了主人，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
革命之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在武昌，黎元洪、汤化龙等清王朝时代的旧军官掌握了军政大权；在绍兴，旧官绅纷纷成立各种团体，原知府自任民政长，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地主章介眉成了治安科长。虽然王金发成立了新的军政分府，开始时尚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但旧官绅们又变换手段重新控制了权力。绍兴如此，武昌如此，全国也大都如此。
鲁迅后来在《范爱农》中写道：“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革命没有改变权力的本质，只是换了掌握权力的人。那些曾经被压迫的底层民众，革命后依然是底层民众；那些曾经压迫他们的统治者，革命后依然在统治。未庄还是那个未庄，只是换了几面旗帜。
辛亥革命后，君主专制虽然被推翻了，但专制本身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军阀专制。军阀们掌握一切国家大权，权力高度垄断，且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他们以个人意志为法律，以个人喜好为准则，社会治理充满了武断、任性、野蛮和暴力。他们通过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来行使权力，官吏的任命权在于上级，而不在于人民。
在这种体制下，官吏们只需要伺候好上级，不需要对民众负责；只需要向上级邀功，不需要向百姓交代。他们掌握了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对民众敲骨吸髓，压榨剥削，奴役驱使。而民众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早已变得顺从、服从，奴性十足，麻木不仁。
鲁迅在《阿Q正传》中揭示的，正是这种“大革命之后一切照旧”的残酷现实。革命前是统治者，革命后还是统治者；革命前是被统治者，革命后还是被统治者。只不过革命前是君主专制，革命后是军阀专制。每个人都沿着自己原先的生活轨迹画完自己的生命圆圈，底层民众永远在“想做奴隶而不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之间循环。
《阿Q正传》的结尾，阿Q被当作替罪羊处决。他至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何而死，也不明白那个宣称要杀“乱党”的政权，与他曾经幻想加入的“革命”是什么关系。他稀里糊涂地来，稀里糊涂地去，像一个影子被时代的风吹散。未庄的人们依然过着日子，赵太爷依然威严，假洋鬼子依然风光，小D依然贫穷。没有人怀念阿Q，也没有人从他的死中学到什么。
鲁迅用阿Q，完成了一次对国民性的终极诊断。他告诉我们：在一个权力垄断、人治横行、法治缺失的社会里，底层民众的命运注定是卑微的；而更可怕的是，他们会慢慢接受这种卑微，并用各种“精神胜利法”来为自己的处境寻找合理化的解释。阿Q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种病症——而根治这种病症的唯一方法，是重新设计那个制造他的社会结构，让他不再需要靠幻想来维持尊严，不再需要在“儿子打老子”的想象中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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