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16日，越南高平省东溪据点外，陈赓站在临时指挥所里，盯着山谷间断断续续的炮火。围攻这座据点的越军约七千人，守军却只有四百余名法军。兵力相差悬殊，战斗却没有按照预想发展。
东溪并非坚不可摧的城堡。它位于四号公路上，连接高平与七溪，是法军边境防线上的一个支点。法军修筑了工事，配置炮兵，依托地形防守，但兵力终究有限。
越军为什么迟迟打不开缺口？陈赓很快发现，问题不在武器，也不全在士兵，而在指挥方式。
当时的越军已经得到中国提供的枪炮、弹药和给养，装备条件比过去改善许多。可部队长期以游击战为主，缺少大兵团协同攻坚的经验。许多干部习惯于远距离下令，通信又不顺畅，各部队之间难以形成配合。
更麻烦的是，越军把攻下城镇、占领土地看得很重，却没有真正把歼灭敌人主力放在核心位置。陈赓熟悉这种打法的弊端。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常常不急于硬啃坚城，而是围点打援，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消耗并歼灭对手。
他原本希望越军先打小据点，再利用东溪牵动高平守军。这个思路并不复杂，却与越方一些指挥员的想法相左。越方更看重迅速夺取高平，认为拿下城镇才算打开局面。
在一次讨论中，有人说：“打东溪会惊动高平，反而错过机会。”
陈赓没有争辩太久，只指着地图回答：“高平是硬骨头，先让敌人动起来，战场才会活。”
东溪战斗很快暴露出越军的短板。炮火准备后，步兵没有及时跟进，进攻时间一拖再拖。部分指挥员不敢靠近前沿，对敌情掌握不准，甚至把守军规模说得过于夸张，导致部队畏缩。
陈赓连夜查明情况，向武元甲指出几个关键问题：攻击没有按时展开，指挥部距离前线太远，通信联络混乱，各部队各自为战，前线报告还存在失实现象。话说得很重，却是战场上的实情。
第二次攻击仍不顺利。法军炮火一响，越军便出现退缩；越军从一面猛攻，守军便能集中火力防御。陈赓随即改变部署，要求从多个方向同时压迫，切断守军彼此支援的可能。
这一次，战局终于出现变化。越军突入据点，东溪守军大部被歼，少数人员突围。越方上下把这看作一次重要胜利，因为此前他们很少完成类似规模的歼灭战。
陈赓却没有立即乐观。东溪守军四百余人，越军付出的伤亡却超过五百。用如此大的代价拿下一个小据点，说明越军距离成熟的正规战部队仍有不小差距。
他在日记中留下一个颇为尖锐的判断：法军守得住，却不敢主动出击；越军人多，却行动迟缓。两支部队各有明显弱点，竟在东溪形成了僵持，所以才称得上“绝妙的对手”。
有意思的是，东溪的价值并不只在据点本身。它一旦被越军控制，高平便失去东北方向的支撑，法军的边境防线被拦腰切断。原本可以相互照应的据点，逐渐变成彼此孤立的负担。
法军很快意识到，高平守军若继续困守，迟早会被围歼。于是，法军派出勒巴热率部从七溪方向行动，试图制造南进态势，把越军主力引开，为高平守军撤退争取机会。
一些越军干部听到消息后主张回援。陈赓却判断，真正焦急的是法军。只要越军不被牵着走，法军就必须在不利条件下转移。战场上，谁急着摆脱困境，谁就更容易露出破绽。
9月底至10月初，法军撤退行动逐渐展开。越军在东溪、七溪一带组织拦截，经过连续作战，终于把法军两个兵团分割开来。战斗中，越军也暴露出怕苦怕累、协同不足的问题，法军一度趁隙后撤。
关键时刻，胡志明采纳了坚持歼敌的意见，要求各部队咬住对手。10月7日，勒巴热所部被击溃，他本人被俘；随后，高平方向撤出的法军也遭到重创。边境战役持续到10月中旬，法军在谅山以北的据点相继放弃，数百公里防线由此崩解。
这场战役的意义，不只是越军夺取了东溪。更重要的是，它让越军第一次在较大规模作战中尝到围点打援、分割歼灭的效果，也让中国军事顾问看清了越军建设中的症结。
陈赓没有把工作停在战役胜利上。他继续与越军师、团、营干部交流，反复强调战场指挥、通信协同、官兵关系和政治工作。对一支由游击队成长起来的军队而言，补充武器只是起点，形成统一的战术观念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才是能否持续作战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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