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老山前线，345高地方向的越军工事在炮火中已经残破不堪。
观察哨从望远镜里看到一个越军士兵从工事后面钻出来，脱下白衬衣，绑在一根棍子上，跪在地上朝我方阵地挥舞。
前沿的电话打到炮兵指挥所，作训股长回头问团长刘同权：还打不打。
刘同权看了几秒，说了一个字：打。
炮声重新响起来，那个举白旗的位置连同背后的工事被炮火覆盖。
事后有人不理解，敌人已经举了白旗，为什么不停火？
而刘同权给出的解释是：距离5000米，无法受降。
此话并非推脱，5000米在步兵作战中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接近的距离，在炮兵观瞄体系里则意味着目标处于前沿观察所和炮阵地之间的中间地带，中间隔着植被、反斜面和越军控制的缓冲区域。
一个人站在5000米外挥一块白布，我方无法确认他身后工事里还有多少人、多少武器，也无法确认他是独自行动还是被安排出来完成某个动作。
在国际惯例中，举白旗代表停火和投降的意愿，但意愿的确认需要接触，需要缴械，需要把投降者纳入我方的实际控制之下。
而5000米的距离让这些步骤无法完成。
炮兵团长手里没有步兵分队可以派出去受降，他面对的只是一个出现在瞄准镜里的视觉信号，而这个信号本身不携带任何可验证的信息。
况且，老山战场上的越军并不是一支会在阵地被压制时轻易放弃的部队。
在此前的多次攻防中，越军形成了利用短暂停火或表面示弱来争取时间、调整部署甚至引导炮火的习惯。
有的越军士兵在阵地前晃动白布，目的不是投降，而是引诱我方人员从掩体中探出头来观察，越军潜伏的直瞄火炮或高射机枪此时已经完成了对观察位置的锁定。
还有越军利用双方默契停火的间隙回收伤员和尸体，或者借机补充前沿兵力。
这些做法在战场上属于背信行为，但在实际交战中反复出现，使得“白旗”这个符号在老山前沿的信用被严重透支。
刘同权在接防老山之后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侦察和测算，才拔掉了东山方向那门对步兵威胁极大的越军火炮。
他对越军阵地上的活动规律有长期的观察，知道对面的部队在什么情况下会真正放弃抵抗，在什么情况下只是换一种方式拖延或反击。
同时，炮兵指挥的作战逻辑也决定了刘同权不可能因为一面白旗就中断射击。
炮兵的火力计划建立在坐标、弹群和时效之上。一个目标从发现到决定射击，中间经过观察所报告、计算诸元、下达口令、装填发射，各个环节连在一起。
一旦火力任务已经开始，中途叫停意味着此前消耗的侦察资源和弹药效果可能归零，而越军只要利用这短暂的间歇把人员和武器转移回坑道，下一次再想捕捉同样的目标就需要重新走完整个侦察和校射流程。
刘同权在拔除东山直瞄炮时采用的“引蛇出洞”，核心就是诱使越军暴露，然后以最快速度完成火力覆盖，不给对方缩回去的时间。
345高地方向的这次炮击同样遵循这个逻辑：白旗出现的时候，越军工事的位置、射向和人员活动区域已经在炮兵的计划之内。
继续射击是把已经锁定的目标打完，而不是在“接受投降”和“拒绝投降”之间做选择。
再者，刘同权作为炮兵团长，他的责任与步兵指挥员不同。
步兵分队在近距离与敌军接触时，有收容俘虏、甄别身份、处理缴械的现地权限。
炮兵团长坐在指挥所里，通过望远镜和电话线指挥火力，他手下没有可以派出去受降的人员，也没有能力对5000米外那个挥舞白布的人进行身份确认和武装解除。
如果仅凭一面白旗就下令全线停火，而越军随后利用停火间隙重新占领工事或转移火力，前沿步兵承受的代价将由做出停火决定的人来承担。
刘同权在团里以核对射击坐标反复、要求精准著称，他常说炮弹是步兵的血换来的，炮兵算得越准，步兵才能少流血。
所以，炮兵的一次误判停火，同样可能让步兵付出不必要的伤亡。在那个距离上，他选择继续开炮，本质上是在拒绝一个他无法验证、也无法执行的“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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