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8日，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邨9号，55岁的鲁迅从楼梯上下来，准备出门散步。许广平站在一旁，既担心风寒，也担心他的身体。她问：“衣裳穿够了吗？”鲁迅摸了摸身上的绒线背心，只回了一个字：“够。”
他没有想到，这次出门，竟成了生命中最后一次散步。
那时的鲁迅已经病得很重，却仍不愿把自己当作一个只能躺在床上的病人。楼上书桌旁，还放着没有写完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章太炎于当年6月14日去世，鲁迅正准备写一篇悼念文章，没想到写到一半，自己也走到了生命尽头。
有意思的是，鲁迅离开住所后，并没有去医院，而是前往日本友人鹿地亘的住处交谈。多年病痛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也没有削弱他对文字和友人的牵挂。那一天，他和弟弟周建人谈到夜里，内容甚至包括搬家的事情。
许广平比谁都清楚鲁迅的病情。可是，在鲁迅面前，她常常少了一分寻常夫妻间的强硬。深夜十二点，她催促他休息，鲁迅却说：“我再抽一支烟，你先睡吧。”
这不是一个偶然动作。鲁迅烟瘾很重，许寿裳曾回忆，他每天大约要抽五十支烟。肺结核患者本不宜吸烟，鲁迅本人又受过医学教育，不可能不明白其中的危险。然而他没有完全戒掉。对他来说，烟、稿纸和书桌，早已纠缠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凌晨两点，鲁迅醒来小解。随后，咳喘突然加重。许广平拿出家中备着的药物，一次次照说明服用，却没有明显效果。到了凌晨三点半以后，鲁迅连斜靠休息都十分困难，只能弯曲身体，双手抱住双腿，以减轻胸部和呼吸上的痛苦。
他仍然没有立刻要求请医生。
鲁迅一向能忍。几个月前，一位美国肺病专家为他检查后，曾感叹他的病情严重，认为按照这样的状况，换在欧洲，或许数年前就已经难以支撑。鲁迅听后却用带着讥诮的口吻回应，认为对方既然来自欧洲，就未必懂得如何给一个“已经死了五年的人”开方。
这句话并非鲁迅真的否认病情，而是他惯有的抵抗方式。他不喜欢把生命交给一句诊断，也不愿因病停下手中的工作。住院、出国治疗，他都曾拒绝。经济拮据固然是原因之一，更多时候，他似乎仍相信自己能够再撑一阵。
天快亮时，鲁迅按了按自己的脉搏，随后告诉许广平，早晨七点请内山完造帮忙打电话找医生。
内山完造是鲁迅信任多年的朋友。1927年两人相识，后来内山书店迁到施高塔路附近，距离鲁迅住所很近。鲁迅病重期间，须藤医生就是由内山完造协助联系的。因此，在最紧急的时候，鲁迅想到的仍是这位日本友人。
六点多，许广平准备出门，鲁迅却让她稍等。原来，他要亲自写一张便条。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他还是坐到了书桌前，戴上眼镜，拿起右手的笔。
第一笔落下后，剧烈咳喘便接踵而来。许广平劝道：“别写了，我亲口去说。”鲁迅没有回答，只是继续写。字迹不断出错，写了又改，改了又写。那张便条上的涂改，记录的不只是病痛，也显示出他对办事准确的执拗。
这成了鲁迅留下的最后一件手书。
内山完造看到便条后，立即意识到情况严重。他先打电话请来医生，又赶到鲁迅家中，替他按摩背部、喂药。鲁迅疼痛难忍，只说了一句：“我苦得很啊！”这句话很短，却让许广平和内山完造都难以承受。
须藤医生到来后，为鲁迅注射并安排热水袋暖脚。许广平这时才发现，鲁迅手脚冰凉，右手拇指和食指的指甲已经发紫。对于长期写作的人来说，这两个手指承担着握笔、按压和调整笔杆的重复动作，但在当时，发紫更重要的意义仍是循环和缺氧状况恶化的信号，不能简单归因于写字本身。
鲁迅一生留下七百多万字，许多文章是在疾病、贫困和高压环境中完成的。即使到了这一天，他仍惦记报纸上的出版消息。当许广平告诉他《译文》广告已经登出时，他还要看报。那些书往往属于年轻作者，或是他曾经帮助过的后辈。自己已经喘不过气来，他关心的仍是别人有没有被看见。
19日凌晨，鲁迅的呼吸逐渐变轻。许广平被叫去请医生，回来时，床上的人已经没有回应。她一遍遍呼唤，鲁迅始终沉默。
他没有留下临终口头遗言，却早已在《死》一文中写下安排：丧事从简，不必纪念；许广平要“管自己的生活”；儿子长大后，若无特别才能，便找一件小事谋生，不要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这些话冷峻、直接，甚至不留情面，却非常像鲁迅。他没有把遗言写成告别词，而是写成几条必须执行的要求。即使面对死亡，他也不肯用温柔的套话遮住现实。
鲁迅去世后，上海民众自发前往送葬。覆盖在棺木上的“民族魂”三字，成为那场葬礼最醒目的标志。人群、旗帜、歌声和铲土声汇在一起，送走的不是一个安静退场的作家，而是一个直到生命尽头，仍把笔当作武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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