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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在北京结束。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宣布,中欧就混合动力车出口达成"谅解",根据四年期测算,中国对欧混动车出口将被削减一半以上。

一边是中国在中欧谈判桌上稳扎稳打、不急不躁;另一边是美国在自家后院把本就不多的治理能力一点点折腾掉。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一种并不轻松的判断开始浮现:中国或许真的"没机会打败美国了",因为美国这个对手,正在把自己打败。

要理解这一点,得先回到2025年1月20日。那一天,特朗普第二次宣誓就任,开启了被称为"特朗普2.0"的新一轮执政周期。到现在,这个任期已经走完了一年多。而这一年多最鲜明的特征,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减速带的消失"。

第一任期里,特朗普身边尚有一些愿意说"不"的人——军方背景的幕僚、传统共和党出身的部长、一部分还顾及制度惯例的国会议员。他们未必能阻挡特朗普,但至少能让一些极端决策在落地前多转几个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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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开局不同,白宫上下几乎只剩下一种声音。那些试图踩刹车的人要么离开,要么被边缘化。于是,曾被当成茶余饭后谈资的"收购格陵兰岛",摇身一变成了严肃的外交议程项目,国务院真的派人去哥本哈根谈。

人事层面最大的变化,是国务卿鲁比奥的强势崛起。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职能的明显弱化。

过去由专业官僚、情报分析员、军方参谋共同支撑的外交决策链条,被替换成了更加个人化、更集中于白宫西厢的运作模式。盟友们开始意识到,想摸清美国的政策方向,不如直接猜总统本人今天心情如何。

然而政治意志的释放,并没有兑换成普通人生活的改善。过去这一年,"可负担性"成了美国媒体反复出现的年度关键词。通胀没有被按住——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3.7%,社保署为此宣布明年的福利发放将再度上调。

奥巴马医改的增强补贴到期后,大批中产家庭的保费一夜间翻倍;由于反欺诈审查操作粗放,联邦ACA平台一次性注销了76万份保单,后来才不得不陆续恢复一部分;

USAID被整体拆解,让美国在全球援助体系里留下了一块真空;关税政策则在"加—缓—再加"中来回摇摆,企业根本做不出稳定的采购规划。

移民问题曾是共和党最有底气的议题,如今却在反向流失民意。ICE特工在加州、纽约、伊利诺伊等蓝州社区发起的突击抓捕,制造了大量混乱甚至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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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上旬,纽约一名多米尼加裔男子奥斯卡·贝尔加尔在车上被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开枪击中,而他的车里还坐着一个五岁的孩子。事后他说,直到在医院醒来,才知道那些人是ICE。类似的案例每隔几天就上一次本地新闻,共和党在移民议题上原本可观的民意优势,就这样一点点被消耗。

还有一件更深层的事情。去年9月,右翼活动家查理·柯克遇刺身亡,这件事在MAGA阵营内部打开了一道裂缝。

围绕柯克留下的组织资源、青年网络和话语权,不同派系展开了一场心照不宣的"接班人"之争。表面是悼念,底下是博弈。这场博弈的走向,将决定MAGA运动在后特朗普时代究竟是继续围绕"一个人"运转,还是分裂成几股互相竞争的力量。

一种被观察者称为"特朗普式公私合营"的模式正在成型。总统本人、家族成员、与白宫关系密切的科技富豪与金融玩家,在联邦合同、监管豁免、资源调度上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行政权力急剧集中,传统的分权与制衡被边缘化。支持者说这是在"打破官僚惰性",反对者则担心这正在把美国联邦政府改造成一台少数人可以直接操控的工具。

于是特朗普指着尼克劳斯对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说:"你看,你看!"真正的传染病学家反复解释,大多数感染者本来就会自愈,药物是否有效必须靠双盲对照试验才能验证。特朗普听不进去。

《经济学人》的落脚点并不是嘲笑这个画面,而是指出:用个案代替证据、用政治判断代替专业判断的思维方式,在特朗普2.0里已经从总统本人扩散到整个联邦机器。

小罗伯特·肯尼迪成为卫生部长后,推翻了多项儿童疫苗接种要求,几个州随后出现了多年未见的麻疹疫情。衡量美国家庭饥饿状况的调查项目在食物券被削减后被取消——因为不想让数据说话。被马斯克在X平台上点名的一位阿富汗线人,家人很快在当地被抓捕、折磨。

这些事情单独看都是"个案",叠加起来就是一种系统性的变化:政府不再害怕犯错,因为它已经不打算让自己知道错在哪里。

一个野外科研项目因为计算用的服务器不在政府大楼里,就被整体砍掉经费。有能力的公务员拿着离职补偿一走了之,留下来的反而是最难辞退的那一部分。改革的本意是精简、提效,结果是把一台本就老旧的机器拆成了零件,再也装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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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目光拉回到中欧谈判的那张桌子上,就能看出两种治理风格的鲜明对比。

欧盟原本放出的风声是要祭出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强硬手段,谈到最后,落到纸面上的是一个年度上限约35万辆的混动车进口安排,而且这个额度并非只针对中国——其他进口来源地同样纳入,中国所获配额不低于任何其他来源。换句话说,欧盟保住了面子,中国保住了里子。

更关键的是,中国车企早已为这类情形准备好了"后手"。比亚迪在匈牙利的乘用车工厂规划年产能约15万辆,宁德时代、远景动力等电池企业在匈牙利、西班牙、法国等地的本土化布局已经成形。这些在欧盟境内生产的车辆不受进口配额约束。

中国车企在泰国、巴西等第三国建设的生产基地陆续投产,为未来通过第三地出口欧洲留下了充足的腾挪空间。35万辆的"上限",更像是一个让欧洲政客有话可说、让中国企业有路可走的软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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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方面在稀土供应、关键矿物等更核心议题上,重新获得了来自中国的稳定承诺——这些资源原本在去年因应对美国关税而被收紧,欧洲企业已经叫苦不迭。

换句话说,中国在这一轮谈判中让渡的,是账面上的数字;换回的,是实实在在的战略筹码,以及把欧盟从美国对华战略同盟中进一步拉开距离的机会。

这就是两种国家行为的分野。一边是尚能在复杂局面中区分"面子"和"里子"、在短期压力和长期利益之间保持冷静的大国;另一边则是把本国最权威的科学机构晾在一边、让总统凭直觉做公共卫生决策、让二十来岁的科技新贵来重塑百年老机构的大国。

前者是在学习如何更熟练地与世界打交道,后者是在拆掉自己过去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组织资本。

当然,说"美国正在自掘坟墓"并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美国在半导体最前沿工艺、人工智能基础模型、金融结算体系、全球军事投送能力上的优势仍然巨大。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句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成立。而且美国政治有一个特点,就是摆动幅度大——今天看起来无可救药,明天也许就冒出一位能把事情重新捋顺的人。把对手的衰落当成必然,是最危险的乐观。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决定一个国家长期走向的,从来不是口号的响亮程度,而是它能不能在决策中讲证据、在执行中讲专业、在冲突中讲规则。

当一个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公开表示"我喜欢通胀",当联邦机构里的专家被迫让位给凭直觉发号施令的政治任命,当衡量国民饥饿的调查因为"数据不好看"被取消——这些选择的代价不会立刻显现,却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一次性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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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与其纠结于什么时候能"追上"或者"超过"美国,不如把节奏放在自己这边。在欧洲建厂、在拉美布局、在中东扩展支付体系、在东南亚补齐产业链条,一步一步把自己的位置坐实。只要美国继续把聪明人赶走、把流程砍坏、把专业赶出决策室,时间就会站在耐心一方的身边。

能真正击败美国的,从来不是外部对手,而是美国自己。十九世纪如此,二十世纪如此,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起来也依然如此。中国要做的,不是去打一场它本不必打的硬仗,而是在美国自顾不暇的这段窗口期里,把自己要走的路安安稳稳地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