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17日，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内，秘书叶子龙匆匆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高岗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叶子龙低声说：“主席，高岗已经走了。”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沉默片刻，起身在屋内来回踱步。
这场死亡并不只是一个人的结局。高岗曾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者，也曾主持东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样一位曾经受到高度信任的干部，为什么会走到政治生命的尽头？
高岗出生于陕西榆林，青年时期便投身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陕北开展兵运和地方工作，逐渐成为西北红军的重要干部。1935年，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高岗等领导的西北红军会师，随后组成红十五军团。
劳山战斗，是高岗早年经历中常被提及的一件事。1935年10月，红军在劳山一带设伏，击败东北军一部。高岗当时担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并非只在后方负责政工，而是深入战斗现场。关于他赤膊冲锋的说法，在西北部队中流传甚广，也强化了他勇猛果断的形象。
但高岗并不是单纯依靠勇猛立足。陕北和陕甘宁边区的复杂局面，要求干部既能打仗，也能处理地方关系。三边地区哥老会势力较大，其中不少普通成员只是谋求生存，真正操纵局面的却是地方豪强和反动势力。高岗采取分化争取的办法，把基层成员吸引到抗日和根据地建设中来。
这一做法有成效，也伴随着激烈冲突。对于暗中勾结国民党、破坏根据地的头面人物，高岗处理问题往往十分强硬。这样的作风在战争年代能够迅速形成威慑，却也留下了粗暴和急躁的隐患。高岗后来政治上的失误，与他的性格弱点并非毫无关系。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很快注意到高岗。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去世后，高岗成为西北根据地的重要代表。毛泽东曾明确表示，在边区工作中要重视高岗的意见。这种信任，既来自高岗的革命资历，也来自他在复杂环境中组织地方、发动群众的能力。
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陕甘宁边区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1942年前后，公粮负担加重，军民生活都十分困难。高岗提出压缩征粮任务，同时号召部队和干部开荒生产，以劳动弥补缺口。这一建议后来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部分。高岗能够把地方情况转化为具体办法，正是他受到重用的重要原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1945年，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高岗也被调往那里。东北地域辽阔，日伪残余、地方武装和土匪势力交织，接收城市、建立政权、恢复生产，件件都不轻松。
高岗在东北的主要贡献，体现在组织后方、恢复经济和稳定地方秩序上。经过土地改革和剿匪斗争，东北根据地逐渐巩固，工业基础也开始恢复。解放战争后期，东北成为人民解放军重要的兵员、粮食和工业基地。毛泽东把东北交给高岗等人经营，足见其分量。
新中国成立后，高岗继续兼任东北地区的重要职务，同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东北是部队集结、物资转运和后勤保障的关键区域，高岗承担了大量协调工作。彭德怀等人对他的办事效率有过肯定，这些成绩又进一步提高了高岗在中央的政治声望。
问题出在他进入中央工作之后。高岗在东北长期拥有较大权力，调到北京后，仍习惯以地方实力和个人关系推动事情。1953年，围绕国家经济建设和中央领导分工，党内出现了关于“高岗、饶漱石事件”的调查。中央认为，两人的活动已经超出正常意见分歧，形成了破坏党的团结和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倾向。
毛泽东并非没有考虑过挽救高岗。有关回陕北工作的设想，曾被作为一种处理办法提出，希望他离开中央权力中心，重新接受组织考验。然而谈话尚未完成，高岗便于1954年2月17日在北京自杀身亡，具体经过后来有多种回忆材料，细节不能一概而论。
高岗去世后，毛泽东的态度十分复杂。一方面，他对高岗的政治错误和拒绝接受组织处理感到失望；另一方面，高岗毕竟参加革命多年，在西北、东北和抗美援朝后勤工作中有过贡献。叶子龙的回忆中，毛泽东得知死讯后，曾向周恩来交代：“要厚葬，给予家属照顾。”
这项安排的重点，是把个人政治责任与家属区分开来。毛泽东还提出，高岗的子女由组织照管，家属生活也应得到适当安排。高岗的妻子李力群当时正在北京，身边还有孩子，家庭没有理由因为高岗的错误而陷入无法维持的境地。
李力群早年从江苏到延安学习，后来在边区工作。1940年元旦，她与高岗结婚。两人共同生活多年，她曾随高岗前往东北，也参与照料干部子女和教育工作。毛泽东与周恩来对这桩婚姻有所了解，毛泽东还曾当面劝李力群向高岗学习、共同生活。
高岗出事后，李力群对丈夫的政治活动并不完全知情，家属也没有参与其中。正因如此，组织对他们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有关资料记载，李力群和孩子后来搬离东交民巷住所，住进北京的一处院落，生活由有关方面照顾。毛泽东所说的“厚葬”和“照顾家属”，并不是为高岗的错误翻案，而是对功过、责任和亲属关系作出的分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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